王建：新一轮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

　　新一轮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

　　——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

　　-　本刊记者　赵雪芳

　　记者：您最近提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宏观调控模式需要相应转轨，您能详细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王建：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已经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本轮经济发展高潮中。首先，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场化经济发展高潮中，居民消费都有“同步性”特征，例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在80年代中后期仅用5年时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轮经济发展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显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所带动的。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是在本轮经济发展高潮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以往经济增长高潮所导致的宏观紧缩，消费物价上涨总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轮经济发展高潮中，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去年的CPI只有1.5%，今年虽然再次出现了物价的较明显上涨，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总体消费需求的膨胀，而是因为食品供给短缺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GDP增长率上升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到20%后只能维持两年左右的时间，在本轮经济发展高潮中，两者在这个水平以上运行到目前为止已接近5年时间。在本轮经济发展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发展高潮中，这些瓶颈虽然也出现过，但很快就被突破，例如到2005年初钢材价格就开始下降，到2006年电力供应紧张也全面缓解，主要瓶颈部门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从供应紧张转向供求平衡，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这些经济运行特征的变化，都是中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在本轮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也和总供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储蓄过剩，储蓄过剩导致投资高增长和消费率不断下降，又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引来了对

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以及国际热钱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又形成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剩最终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控制不住地上涨。

　　我提出宏观调控模式必须转变，正是基于中国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同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了根本不同，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中的经济转轨过程不同，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全面进入到市场化运行轨道，所以宏观调控也必须进行相应转轨。

　　另外，宏观调控模式需要转变，也因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10%，到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70%了，中国经济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使得中国的宏观调控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必须在高度开放条件下转轨，是因为直到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许多变量和工具，已经不是我们可以仅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随意改变和使用的了。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中国货币当局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安排的，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2000年以来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但是也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 2003年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去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从这点来说，中国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入量所决定的。

　　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改变，当然也包括如何利用中国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优势，去主动影响国际经济波动，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短期与长期态势。今年年初以来，中国股市的涨跌也开始对国际股市行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我们应怎样利用这些新优势来通过中国的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选择，在国际经济中牟取中国的利益，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记者：您上面提到由于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改变了，宏观调控模式也需要相应转轨，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调控模式？

　　王建：首先，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中，对中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看法显然还停留在以前的阶段。比如，认为当前的经济运行仍没有“过热”，而是要防止过热。一直以来，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主要有三点，一是是否存在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投资、消费与工业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接近10%、工业增长率接近20%、投资增长率接近30%，一般持续两年左右就会进行宏观紧缩；二是是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三是是否存在着较明显的物价上涨。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虽然都很高，但是没有瓶颈制约，物价上涨虽然已经比较明显，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全面的需求膨胀，而是由于食品供给短缺所形成的结构型通胀。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因素，按西方的所谓“核心通胀率”看，目前的通胀率只有0.9%，还有“通货紧缩”的迹象。此外，PPI即生产者价格指数到目前为止仍维持了同比走低的趋势。由于传统上衡量过热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所以对目前经济周期所处阶段的判断，就是还没有进入到过热阶段。

　　然而，目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已经处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状态了，后面即将出现的是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是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投资周期进入到后期，下一阶段就是投资需求的回落和产能的大量集中释放，如果我们还用以前的周期标准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宏观调控中仍采取反过热政策，就会犯大的错误。如果说经济运行中仍有过热阶段，那是在2003～2004年，在那段时间过去后，经济运行就逐步走到繁荣期的顶点了，所以目前所处的阶段是经济的繁荣期，后面紧跟着的决不是过热阶段，而是产品全面过剩阶段。对宏观调控来说，应当准备应付的也决不是过热，而是“过剩” 了。但是，宏观调控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经济制度条件下应当怎样应付“过剩”的冲击，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其次，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0% 以上，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0%以上。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但是当这种转变已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转换并没有同步发生，主要表现在人们仍然相信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主导力量，可以决定经济周期的长短和操纵经济运行的冷热方向。比如，目前许多人都相信在国家有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期间，政府有能力不会让经济冷下来。

　　企业对政府有信心，政府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都是好事，但如果有信心而产生了盲目性就有问题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长期历史经验说明，政府只能在顺应经济运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防止过冷或过热，但是却不可能改变经济向下或向上运行的基本趋势。政府对约束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往往办法比较多，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收紧信贷与提高税率来改变企业对利润的预期，但是对促进经济走出低谷却没有太多办法，因为政府不能指令企业多借款、多投资、多生产。例如为了启动内需，2000年政府曾大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政府主导的投资甚至达到当年新增投资额的90%，但是仍没有实现经济的启动，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汽车、住宅等拉动本轮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亮点，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所以 1999～2001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9.4%，其中1999年只有5.1%。以上这些说法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纠正那种直到今天仍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只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摆到一个正确位置，才能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有效宏观调控。

　　再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例如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

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所需要兼顾的目标更多。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当局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目标中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例如政府对股市的调控目前是使用了利率和税率等手段，但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就是当前影响股市的因素并不是利率和税率这些经济变量，而是庞大的货币剩余，只要货币流动性过剩这个基本情况没有发生改变，投资于股市的人就有理由相信流入股市的资金只能会更多，股指就会继续上扬，在这个背景下，使用利率和税率手段调控股市的做法就会失效。再比如上面提到，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大，又引来贸易顺差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我们现在是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在源头问题不解决的时候，这些调控措施都是“扬汤止沸”。然而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所以如果把保经济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如果通过宏观调控改变了这些条件，贸易顺差与货币增长率虽然降下来了，但是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必然会日趋严重，经济增长就会遭遇到需求屏障而慢下来。因此必须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

　　记者：您认为由于当前基础货币的投放不是依据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数量来安排，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入量所决定，由此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请问您对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有什么看法。

　　王建：上面提到的只是一个方面。中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更集中地表现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巨额国际热钱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但热钱也有成本，就是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所以热钱的收益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再减掉热钱所属币种利率后的差额。比如美元目前的基本利率是5.25%，如果人民币的基本利率是3.87%，而人民币预期在一年内会升值5%，则借入美元而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就是3.62%。所以，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越高，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的结果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增多的因素，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国的利率政策就失去了独立性。

　　利率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在中国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利率政策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将会越来越被 “边缘化”。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终究有限，也有很大局限性，用央行票据对冲由于央行必须有借有还，必然导致央行票据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是否在中国会出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

准备金率呢？如果是这样又会有什么新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

　　记者：未来应是怎样的一种宏观调控模式？

　　王建：目前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新问题和新现象，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西方市场国家在以往200年中所经历的生产过剩危机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变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我认为，只要我们对中国宏观调控的背景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新的经济运行周期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认识，宏观调控的大体方向就不会出错。

　　推动经济运行发生短期波动的重大因素，也往往决定着长期波动与结构变动的方向；许多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往往是在引起某些重大短期波动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开始酝酿了，只是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由于决定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与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密不可分，要想提高短期的宏观调控效率，就必须加强对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这样，对许多短期经济波动的出现才能未雨绸缪，临变不惊，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