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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点:何为双方手中利器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1日 09:31 当代金融家杂志
【观点争鸣】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顺差国是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的,逆差国往往握有主动权。 -美国想得到的,就是中国的市场、货币、资产。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也是最现实的利益。 -美国手中的牌,就是它的逆差国地位,还包括它的金融。 -中国需要什么?中国作为顺差国,就是要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够被对方接受。 宋泓: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现有的手段基本上都用出来了。在汇率问题上,虽然在WTO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来帮助美国实施目的,但是它通过国会来施加压力。而在WTO体系内,它则应用反倾销、特保条例、投诉等手段。最新实施的就是反补贴,甚至不惜改变以前的规则来专门为中国做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这都是成体系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国会和政府之间看起来在争吵,实际在配合。 从中国方面来讲,希望通过高技术产品进口来缓解不平衡,但是根本上来讲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逆差比较大,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再多也不能平衡。而中国经常采用的一招就是大宗产品采购,其实很多是本来就要买的,集中一起购买,只是摆一种姿态,没有太多的意义。 丁志杰: 谈中美双方的立场时,首先要清楚一点: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顺差国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逆差国往往握有主动权。 美国作为逆差国,最想得到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货币、资产。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也是最现实的利益。而美国手中的牌,就是它的逆差国地位以及它的金融市场。 中国作为顺差国需要什么?就是要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够被对方接受。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扩大平衡不了贸易,中国也不可能从美国拿到真正的高技术。为此,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把中美经济交锋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通过不断的交锋、摩擦,获得和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确立一个新的世界格局。而且,中国也能够代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去做这些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此,中国有5张牌可打:第一,要学会对美国人说不,不能一味退让或被动应付。第二,联合整个亚洲的力量。实际上,目前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大部分利益却在他国,我们应该联合亚洲力量去共同抗衡美国,增加谈判的砝码。这一次东盟10+3 财长会议已共同对游资发出强硬声音,这是很有必要的。第三,打汇率牌。过去,这是美国人打的牌,我们也可以用。但是一定不要因为外部的压力去动,而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需要。 我认为,在汇率问题上还可以更积极一些。 最后两张牌就是大宗商品采购和市场开放,这两个都是很现实的利益。从战略角度去考虑,要通过这两个利益的让予实现“利益捆绑”,包括在美国形成一个亲华集团,缓解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压力。 王信: 从总体判断,由于中美双方各方面的经济联系都非常密切,因此爆发大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最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做出更大让步。当然从好的方面看,外部压力转化为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动力,反而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从中方来看,手中好牌不多,但也能做一定的工作。首先,从大的策略方面讲,不应该在对话前后有比较明显的让步,这很容易给人留下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印象。比如说大宗采购,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好。因为这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做法,政府色彩很强。其次,我很同意刚才大家谈到的,即要一致对外。特别是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非常必要。我们也可以适当向美国学习,政府部门以外保持有不同声音,比如说民间组织、学术界等等,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出不同的牌,第三,应适当加强舆论引导,在国内凝聚改革开放的共识。在中美较量过程中,因为两国的实力相差比较大,虽然我们也要据理力争、认真应对,但是根本出路还是要加快改革开放,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强。 丁志杰: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美国可能利用学者来为其游说。比如,斯蒂芬·罗奇是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他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因此我认为他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听证会上替中国政府说话,另一方面他也在为美国争取利益。 比如2006年3月21日美国议员舒默访问北京,同时罗奇也来了。他当时单独召开记者招待会,说中国一定要注意到美国国内民众的声音,以及来自国会的压力。还说舒默的这个提案在美国一定会被通过,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做出一些让步等等。我认为,美国政府也在利用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来获得一些利益。 沈明高: 中美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比较接近的,主要分歧不在改革的方向而在于改革的步伐。为了促使中国加快改革步伐,美国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争取达成共识。这是美国方面的主战略。因为美国朝野事实上已经认识到,沟通比单纯施压的效果更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会放过利用国内渐起的反自由贸易声浪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面对来自民主党主导的国会的压力,美国政府一定会利用反倾销、反补贴和WTO规则等与中国讨价还价。从中国方面来讲,也有自己的时间表。 首先,无论是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升值,都将是渐进式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防止政策突变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其次,中国的改革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就业压力。据估计,中国每年需要创造1000万个新就业机会,只有中国经济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也就是说,实现充分就业是中国的最大利益。第三,中国的市场基础设施还很不健全,而培育市场机制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中国更愿意采取边培育市场机制边改革和开放的策略。 总之,中美之间合则两利。通过谈判和沟通来解决双方的分歧远比贸易战的成本为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可能会继续保持对对方适当的压力,但很可能是引而不发。 刘旭: 我认为,在中美经济对话中,除了增进互信、建立渠道加强了解以外,还应该关心我们的企业和相关利益群体需要的是什么。举个例子,尽管现在中国对美国出口那么多,但是我们真正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的是加工、组装企业,工人工资低,中国境内的环境又受到污染,这些都令人堪忧?因此我们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应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这其中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外贸易的整个外销渠道都掌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未来是否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只满足于对外出口了多少,而是设法掌握销售渠道,这是整个产业链中附加值最高的一个环节。谈判过程中可以更多的拿一些企业面临的问题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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