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对外开放战略和需要正确看待的五个问题

　　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需要正确看待的五个问题

　　体制和发展向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需要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建

　　考察我国前28年的对外开放,在体制方面，主要是解决了冲破传统体制束缚、促进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问题;今后25年在体制方面的任务，则是通过拓展外需，为理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矛盾争取空间与时间。

　　在经济发展方面，前28年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为过剩劳动力寻找海外释放空间和解决国内资本不足的问题;今后25年，则是为过剩商品和资本寻找海外释放空间及解决国内资源不足的问题。

　　体制和发展向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需要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至2030年，新对外开放主要战略目标的设想

　　基于本课题组的研究，中国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基本框架如下:

　　(一)战略重点。在经济发展方面，重点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出口规模，为国内的工业化建设换取必须的各类初级产品;在经济体制方面，重点是在2015年以前，通过贸易顺差的扩大吸纳国内的过剩资本与生产能力，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连续性与社会稳定，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二)主要战略目标。203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5万亿美元，进口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8%。如果世界贸易额在未来25年内以年均7%速度增长，则2030年中国的贸易比重将接近20%。未来25年累计利用外资额为2.5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2030年，在出口总额中，重化工业产品比重将超过75%，约比目前提升20个百分点，在进口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将上升到75%，约比目前提高53个百分点。

　　(三)战略发展阶段。未来15-20年将可能是发达国家重化工业转移的高峰期，中国要为迎接发达国家重化工产业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以及重化工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做好准备。由于到2015年以前中国还不可能转向贸易平衡，而仍具有扩大贸易顺差的趋势，中国政府在处理贸易摩擦和应对

　　新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具体化为许多相关的政策，正确看待一些重大问题对于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至关重要。

　　(一)怎样看待贸易依存度问题

　　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7%。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目前只有德国的出口依存度超过了30%，日本和美国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时也不过16%，美国则从未超过12%，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应该继续允许贸易依存度上升了。

　　如果未来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5%，贸易增长率平均为8%，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72%以上，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时候必须注意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动力源的变化。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相继出现经济起飞的各经济体，虽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长带动工业化加速，但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如果不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形成了巨浪，中国也不会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长。因此，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的现实，而是应该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深刻改变的客观现实，来重新认识与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否则就会痛失促进中国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最有利国际机遇。

　　(二)怎样看待

　　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国内也有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虽然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10-20多年内仍然存在着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

　　举例来说，目前在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当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部门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观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若硬要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这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并损失巨大的利润，若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并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采购和销售中获利的贸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结局仍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不是真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在今后的长期内并不存在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压力，所以，升值的过程还是要与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同步，具体说，就是要保持在真实换汇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三)怎样看待

　　贸易顺差扩大可能会增多国际投资流入，会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如果在2015年以前，中国的年贸易顺差额增加到30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平均达到1000亿美元，则仅基于这两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新增2.5万亿美元，加上目前的外汇储备和部分“热钱”流入，10年后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会超过4万亿美元，这已经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了。

　　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必然会招致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化解风险的办法。

　　首先应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积累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外汇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之处是，外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对于国际主要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涨了，必然是另一种货币降了，所以只要货币储备的篮子比较均衡，一般来说就可以避免货币汇率变动的损失。

　　另外，要尽快建立石油、贵金属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大规模购买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例如油田和矿山等。

　　按照国际惯例，拥有大约相当于3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了，拥有满足6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了。然而到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15个月的进口额，实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规模——以石油来说，却连国际公认标准的10%都不到，又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尽快转换中国储备的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四)怎样看待要素成本上升与中国的竞争力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繁荣期，中国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水平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是否会使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长期以来的竞争优势呢？

　　从工资成本优势看，中国还可以保持20多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直到今天仍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甚至比80年代有所强化，而彻底消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二元结构使中国在今后的长期内仍然会拥有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这样就会对中国的工资水平形成长期的压抑，从而使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长期的工资成本竞争力。

　　中国的竞争优势也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沿海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后，企业还可以向内地要素价格低的广阔区域转移，一些小国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在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向内地转移，仍可以保持竞争优势。

　　从产业竞争能力看，中国的竞争优势更明显。因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会向重化工产业集中，而重工业的产业链条很长，发达国家只能首先转移重工制造产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这需要接受转移的国家必须具备良好重工业基础和很强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质优秀的技术工人。以机器和运输设备占全部制造业产出比重来比较几个发展中大国，2001年，中国为32%，巴西和墨西哥为27%，印度只有19%;以当年该产业的产出规模比较，中国是墨西哥的4.5倍，是巴西的7.7倍，是印度的10倍还多;从制造业的工人人数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万人以下，中国则超过了6000万。所以，由于中国重工产业的发达程度明显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果说在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在接受重工业转移方面，这些国家的竞争劣势就太明显了。

　　重化工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但由于重化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轻工业，所以，从工资占产值比重看，却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中，机电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比纺织和服装产业部门高出20%-50%，但是人均产值却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产业转移成为主导潮流，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太明显的影响。

　　(五)对外开放的区域战略问题

　　从战略的角度看，对外开放不仅要有产业重点，还要有区域重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首先选择了广东、福建两省与四个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再向全国逐步展开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也需要选好区域的突破口。

　　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以来，直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显著效果。总结其原因，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外开放度没有明显提高，而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证明，没有对外开放的促进，经济是不可能出现高速发展局面的。2000-2005年，全国进出口额对GDP的比率从39.6%上升到64.1%，同期东北三省从23%上升到3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东北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当地特别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其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无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融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工业是直接为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服务的，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就需要与一个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否则就没有良好的发展空间。改革前30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是为“准备打仗”服务的，可以不依托本地市场需求就获得发展;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工业产出必须与市场需求相对称，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与本地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的矛盾就开始突出了。

　　无论从重工业占工业产出的比重看，还是从城市化率看，东北地区都是全国最高的，但除了辽宁的人均GDP可以进入全国前八位之外，吉、黑两省都处在全国的中位。由于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错位，产出无法被当地的需求充分吸纳，就只能走过去以全国市场需求拉动重工业增长的老路子。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或是通过技术引进发展了本地的重工业，或是通过贸易获得了国外先进的重工业产品，这样就逐渐排挤了东北地区重工业产品的市场。故在东北地区，重工业受到外部市场限制，发展速度缓慢，而轻工业本来就不发达，产品市场也逐步被外地产品占领，经济增长速度当然会长期落后。

　　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的转移浪潮正在兴起;在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虽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入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

　　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另外，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