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朋荣：不赞成政府限价

　　文/本刊记者 王 博

　　上世纪80年代，钟朋荣就开始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并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研究》和《中国涨价风波》等著作。如今，再谈涨价话题，他依然旗帜鲜明、见解独到

　　二十多年前，因一篇文章被调入中南海工作的钟朋荣，被樊纲誉为“经济学界的诗人”，因为他“形象思维特棒，经常能对经济学的问题、观点、理论，做出非常精彩的比喻，妙语惊人。”

　　记者在采访钟朋荣之前，拜读了他的部分著作，感觉他像中国经济的“排雷者”，通过实务的调研，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排解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他骨子深处那种坚韧执拗，时刻激发他在独立思考。采访当天，当记者讲到民众恐惧涨价而冀望政府干预时，他挥动有力的手势，两眼直视记者：我不赞成政府干预价格。

　　“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

　　钟朋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并在90年代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研究》和《中国涨价风波》两本书。所以，谈及涨价话题，他单刀直入、旗帜鲜明。

　　《新财经》：7月26日，方便面集体涨价，让很多人担心会引发食品行业“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此，您作如何判断？您是否认为方便面涨价就是中国通胀时代来临的信号？

　　钟朋荣：以我判断，在方便面涨价之后，国内其他食品价格也会涨，因为食品原料米、面、肉、蛋、油都在涨。不过，涨幅不会大，趋势也会逐步递减。但因为方便面涨价就证明中国通胀时代已经来临，我认为不对。

　　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多了、过多的货币去追逐有限的商品。现在很多人把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货膨胀，这是不准确的。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膨胀。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是因果关系。一般情况是，先有通货膨胀，后有物价上涨。物价上涨背后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货币过多背后是贷款过多，贷款过多背后是放贷软约束的银行和用款软约束的企业。只要后者存在，通胀就在所难免。

　　而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情况是，先有物价上涨，后有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物价上涨的原因不是货币因素，而是商品成本增加了。成本增加了，价格就会涨，相同的商品交易量就会有更多的交易额，交易额的扩大需要更多的货币作为交易媒介。

　　从今年物价走势来看，上半年CPI上涨了3.2%，顶多算“温和的通货膨胀”。“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物价涨幅过大，会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会因此而下降。所以，我还是坚持稳定物价的方针。

　　下半年是否涨价，

　　要看货币供应量

　　《新财经》：尽管目前仅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但许多市民仍然对涨价心怀忐忑。在什么都涨、唯有工资不涨的情况下，公众对方便面涨价的不满，已超越了方便面本身。对局部涨价的敏感，使更多的人产生了联想：下一步涨价的商品是什么？您对此作何分析、判断？

　　钟朋荣：这要看货币供应控制得怎样。如果政府、企业持续增加投入，那必然拉高价格。

　　物价上涨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另一种是成本推动。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即农产品涨价推动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如果货币供应总量和社会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农产品涨价的推动效应会逐步减弱。相反，如果货币供应量得不到有效控制，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就会转化为需求拉动型的物价上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投资膨胀是导致需求膨胀最主要的因素。控制总需求的膨胀，关键在于控制投资。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以来，四级政府换届，新上任的领导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为了政绩大上项目，张市长建桥、李市长搞房产，继续扩大投资，那投资品的价格肯定会上涨，进而会推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涨。所以，要预测下半年物价是否上涨或涨多少，要看今后的投资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

　　同时，下半年物价涨幅，还要看工资上涨的情况。假如公务员大幅度增加工资，带动企业也涨工资，那社会总需求就会增加，物价也会相应上涨。

　　物价涨幅与股市发展状况也有关系。如果一方面让更多的优质公司上市，另一方面引导百姓把更多的钱投到股市，而不是去买车子、房子，对物价稳定也会有好处。因为股市能分流一部分购买力，能减轻商品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和需求压力。

　　“拉面限价”是好心没办好事

　　《新财经》：每当物价出现一些波动而让民众难以接受时，盼望政府出手的呼声就会强烈。请问钟教授，在强大的呼声面前，政府应当如何顺应民意、并让权力退出市场？

　　钟朋荣：我不赞成政府干预价格。比如兰州拉面限价就完全没有必要。限价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涨价。因为有限制就会有惩罚，经营者为了避免罚款，就要行贿、就会变相把拉面价格卖得更高，以补回行贿成本。

　　再说，限价后，政府还得养活更多的人管理拉面涨价一事，增加官员、增加手续，往往会把经济搞死。今天拉面涨价对拉面限价；明天面包涨价，又对面包限价。涨价的商品越多，限价的工作量也就越大，需要进行价格管理的机构就会越庞大，人员会越来越多，所有的费用最终都要由消费者承担。

　　限价的本质就是强迫拉面供应商在原材料涨价的前提下无利甚至亏损供应拉面，其结果只能是大批拉面馆关闭，让市民吃不上拉面。按照这样的思路做下去，结果就是全面的凭票证供应。80年代初，我为买两斤猪肉整整排了两个通宵的队，就是计划经济下限价的结果。因此，限价纯属好心没办好事。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就是“限价——生产减少——商品短缺——票证增加”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吃计划经济的亏吃够了。而限价在骨子里就是计划经济。解决涨价问题，不能通过限价直接去干预，而应当从源头去调控，即主要是控制货币供应量。

　　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货币多了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一是物价上涨，二是商品短缺。前者叫公开的通货膨胀，后者叫隐蔽的通货膨胀。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短缺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之所以长期短缺，一方面，过多的货币和需求没有通过涨价来消化；另一方面，供不应求的信息也没有通过涨价传递给生产者。

　　《新财经》：方便面的涨价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似乎可以被忽略，但如果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商品都涨价，政府应该如何调节？

　　钟朋荣：如果仅仅是方便面涨价，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当然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较多的食品涨价，就会影响到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政府不能不管。所谓管，不是通过限价，而是通过补贴，或专门向低收入家庭供应便宜的粮油、猪肉等办法。最近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办法大力扶持生猪养殖，加快增加生猪供应，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在物价还在上涨的时候，每个城市都可以通过街道或社区锁定一批困难户名单，张榜公布，将补贴落实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从而保证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因食品涨价而下降。国务院决定从7月1日起提高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用这种方式保证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不因涨价而下降，非常好，非常及时。太原市政府对低保对象实行肉价补贴政策，补贴时间从今年5月至12月，补贴标准为城市低保对象每人每月5元，共计40元；农村低保对象每人每月4元，共计32元。这些办法都比直接限价好。

　　造更多的好“纸”来代替

　　“钢筋水泥”

　　《新财经》：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解决目前房价只涨不跌的问题？

　　钟朋荣：控制房价不是要打击房产公司，而是要管理房价上涨背后的东西。比如，房产成本为何不能公开？关键是背后有些不便公开的东西。

　　要控制房价，一要加大房地产行业反腐力度；二要增加普通房屋供应量；三要转变观念，政府和消费者都要转变观念，即由“人人有房产”转变为“人人有房住”。“人人有房产”的观念脱离实际。我国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地从农村转移而来。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有2000多万人由农民变成市民。

　　农民变市民有三条途径：一种是投资进城，二是高考进城，三是打工进城。这三类进城人群中，只有第一类人群进城后可以立即买房，另外两类进城人群，有的经过一定时期奋斗后才能买房，有的可能永远都无法买房。城市里永远会有无产者，他们永远买不起房。为了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廉租房。

　　最近，国务院专门出台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的政策，其要点是大力发展廉租房，对低收入家庭发放租赁补贴。这个政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很好！事实上，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与其贷款做房奴，承受巨大的还款压力，还不如租房住，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买股票、买基金等收益更高的投资。

　　为了解决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还要减少投资性需求。为此，应当加快发展证券市场，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同时，对上市公司要加强监管，真正做到不做假账、不坑股民，让百姓放心地把更多的钱投到股市、而不是用来囤房、炒房。更多的投资者由存房变为存“纸”(即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这样，对房屋的需求就不会有那么大，房价就不会涨得那么高。

　　让大家不要存“钢筋水泥“，而是要存“纸”，关键在于要创造更多的好“纸”，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投资选择，而不是只有到银行存款这一种选择。因此，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是解决购房需求过大、房价上涨过快的一项重要措施。

　　《新财经》：可存“纸”也是有风险的？

　　钟朋荣：如果不断增加优质上市公司供应，把中国股市变成一个买方市场，即供大于求的市场，股市就不会有那么多泡沫，指数也就不会涨得那么高，股票的真实价值也就能得到合理的体现，存“纸”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

　　钟朋荣简历

　　1954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76年进湖北外贸学校学习，后留校任教。

　　1985年进中南财经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88年进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1994年创办“北京视野咨询中心”，现任该中心主任，主持制订过70多个地市县发展战略方案和100多家企业的发展战略方案。因其在经济研究方面独有建树，与樊纲、魏杰、刘伟被称为“京城四少”。

　　记者手记

　　在听记者提问时，钟朋荣闭目锁眉、神情专注；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他目光有力，针锋相对；可私底下的钟朋荣，亲切随和、格外真诚淳朴。

　　当天下午结束采访，他热情邀请记者和编辑共进晚餐，并亲自开车将我们送到离办公区仅几十米远的饭店。席间他有说有笑，一个劲儿动员我们买股票。当记者为他离开中办而惋惜时，他仰头一笑：“现在多好，搞搞研究、炒炒股票，好书看不尽，美景赏不完，日子多滋润。”

　　既要读书，又要行走，我们被钟朋荣的诗人情怀深深地感染。说实话，在这个灯红酒绿的饭店，又有多少人会知道，身边这位衣着朴素、身体瘦削的男人，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南海最年轻的“资本论”专家，并以提出“私有公用制”、“降低税负，减少公章”、“让更多的中国人成为有产者”等观点而享誉学术界的“京城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