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建立全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

　　王君《财经》杂志 /总193期

　　政府如果把合作制当做实现政策的手段，会从根本上摧毁合作制的基础；合作制金融机构真正需要的，是与其他金融机构平等的竞争地位

　　中国虽然曾有数以万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但在半个多世纪里，农信社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机构。农信社的社员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农信社的管理，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原则，在农信社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曾致力于恢复农信社的合作制性质。结果不但农信社的合作制没有恢复，新产生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也被关闭。农村信用合作社中的“合作”二字，在官方文件中悄悄地消失。2003年农信社改革以后，各地虽还保留不少农信社联社，以及在合并基础上产生的所谓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但中国没有真正的合作制金融机构这一基本事实，并未改变。不少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不具备合作制金融机构生长的条件。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很多国家的合作制金融机构都在本国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信用社联盟世界理事会(WOCCU)统计，2003年在84个国家里有40多万信用合作社，会员人数过亿。在任何国家、任何经济发展阶段，都有成功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它们为解决农村金融、微小企业融资，乃至为社会的和谐发展，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法想象，中国会不需要合作制金融机构，或者没有合作制金融机构生存的土壤。合作制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也是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必要补充。既然如此，合作制金融机构在中国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

　　合作制在东欧和南亚的遭遇，也许有助于作出解释。在19世纪后期，合作社在欧洲多国得到传播，但在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经济民主决策的合作制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上世纪初，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建立的《1904年合作社法案》，在亚洲和拉美得到广为流传和简单复制。问题是这部法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在基层建立其自助自治的合作组织，而是为贯彻殖民政府的开发性政策。这种具有自上而下行政性的立法结果，暂时满足了当局的政策需要，却给这些国家的合作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事实反复说明，政府如果把合作制当做实现政策的手段，无论动机如何高尚，都会从根本上摧毁合作制的基础。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干预措施，不仅包括对合作制金融机构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也包括不顾实际地提供补贴和保护，以及维护其垄断地位。这些都导致合作制金融机构更为脆弱和缺乏活力。合作制金融机构真正需要的，是与其他金融机构平等的竞争地位。政府必须明确，即使是合作制的金融机构，也必须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运作。

　　那么，在促进合作制金融机构发展上，政府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立法。与其他领域的立法相比，制约合作制的法律尤其需要自下而上的磋商，充分听取来自最基层民众的意见。否则非常可能重蹈覆辙，制定出的法律虽有利于政府和监管当局，却不利于合作制金融机构发展。有关合作制的法律，还要为整个行业的联盟留有空间，否则无法实现规模效应。

　　其次是在不干预合作制金融机构内部事务的前提下，为合作制金融机构提供外部服务。最现实的服务是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

　　最后是监管。合作制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决定了，它们与股份制金融机构在风险的来源上有较大差异。股份制银行的内在冲突，是银行股东不顾存款者利益而承受过度风险；合作制金融机构的风险在于净债务人与净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份制银行的股东较为容易通过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等机制和程序，监督、激励和威慑管理者；而合作制金融机构会员分散，难以实现有效监督(因此尤其需要外部强制审计监督)。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资本和资本充足至关重要；而合作制金融机构仅有会费，并无初始股本。但由于合作制金融机构的放贷对象是会员，因此困扰股份制银行(以及开放式合作金融机构)的赖账问题不那么突出，因为有会员互相监督。相比之下，合作制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股份制银行一样重要，因为这是它们补充储备的主要来源。考虑到上述异同，显然不应把监管股份制银行的政策、规章和程序，简单地套用在合作制金融机构上。

　　没有合作制金融机构的金融体系，不是健全的金融体系。经历过半个多世纪坎坷的农信社，无论如何是无法“恢复合作制性质”了。但这并不等于在中国不能建立起全新的、具有现代合作制特征的金融机构。-

　　作者为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