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武：统筹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作者：秦庆武

　　读了张元林教授《让村庄成为历史——中国城镇化之路的最佳选择》，总体感觉有很多新意。按照一般理解，新农村建设重点应该把村庄建设好，但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村庄早晚都要成为历史，与其建设新村庄，不如建设新城镇，让6亿多农村人口聚集到2万个新城镇，既解决了城市化问题，又解决了农村人口转移问题。那么这个思路和建议究竟在中国能否行得通？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是否存在矛盾？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要尊重城市化发展的自身规律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是乡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也是城市兴起和乡村衰落的过程。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最集中的体现。但城市化作为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变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一般规律。 　

　　1. 城市化的阶段性发展规律。根据多数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城市化演进呈现出“缓慢——加速——缓慢”的阶段性特征。以英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曲线为例，它反映了城市化进程要经过兴起、加快发展和成熟稳步发展三个阶段，在发生兴起阶段，城市化进展缓慢。当城市化水平达到20%以后，城市化进展呈加快趋势，在较短的时间内(通常几十年)使城市化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当城市化人口超过70%以后，变化速度又趋减缓，最终稳定在80%-90%之间。从而展现了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2. 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大城市超先增长的阶段；而大城市超先增长，又成为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大推动力。从大城市的数量来看，1900年-1980年间，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增长了8.7倍，而其中250万至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增长了20倍。从大城市的外延增长看，大城市带和大城市群人口的增长成为显著特点，以一个大城市或几个大城市为中心，不断向外延伸城市地域。　

　　3.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向互促规律。从城市化的历史来看，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城市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

发动机。而城市化的推进和提高，又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广阔的市场、充裕的劳动力，从而提高了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尊重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选择正确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在我国城市化道路问题上，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就是我国农村人口太多，不可能都集中在城市，因此，中国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应该是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农村人口向分散的小城镇转移。因而，我们选择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而不是城市化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在小城镇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小城镇过于分散、规模不经济、服务功能差、转移农村人口少的问题比较突出，而大中城市的发展则仍然受到了种种限制，从而也迟滞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与小城镇相比，在结构、功能、作用、质量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首先，性质不同。城市是一个与农村相对应的区域地理概念，是工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产物，也是它们的载体。而小城镇则是城与乡之间的中间体或结合部，它不具备发展规模工业的条件。其次，功能不同。城市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交通中心等具备强大的辐射功能，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能力。而小城镇作为城尾乡头，则不具备这些功能，而多数只有乡村集镇的功能。第三，质量不同。城市是人口、资本、技术的高度集聚，有着先进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人们可以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小城镇则人口、资本、技术集中度低，基础设施差，人们仍然难以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第四，土地利用率不同。据有关资料，我国人均使用土地特大城市为52.2平方米，大城市为68.7平方米，中等城市为73.9平方米，小城市为88.6平方米，小城镇则更多。城市越大，土地越节约。

　　　选择正确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遵循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发展方针。一是极化和膨胀大城市，形成都市圈和城市带。目前我国已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都市圈和多个城市群，成为全国的经济增长极，起到了经济增长和发展“发动机”作用。根据大城市超先发展的规律，我国所采取的方针应是极化和膨胀大城市，形成更多的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延绵带，而不是限制大城市发展。二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和人口10万以上的小城市，应作为21世纪前10年的重点。这样以全国的600多个地市和2000多个县城为基础，直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迅速膨胀中小城市。三是加快发展小城镇。我国小城镇发展分散化的问题比较严重，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是中心镇。以每个县40万-80万人口计算，如有一个能容纳20万-30万人口的县级市，有2-3个容纳10万左右人口的中小镇(县辖市)，加上向大中城市转移的人口，则既能形成一定的城市规模，使之功能齐全、产业集中、少占耕地，又能转移70%以上的农村人口，从而实现农村城市化。

　　把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既然城市化发展和乡村的消失是一个历史大趋势，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如果进行新农村建设，是作长远打算还是权宜之计？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笔者认为，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其实并不矛盾，它们二者是可以有机结合起来的。　

　　首先，中国农村人口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每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要达到90%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大约需要50年左右。而50年时间至少还有两代人居住在农村。因此，决不能因为要推进城市化，就只建设新城镇，而不建设新农村，不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了。问题在于，我们是按原来的模式，在目前极度分散的自然村落基础上改造农村，还是在新规划的基础上有计划、分阶段地建设新农村。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成果，必须让全体社会成员分享，决不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排斥于现代化进程之外。

　　其次，中国农村人口转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应该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然发生的，而决不能人为地强制进行大规模移民。这就有一个分时序和分阶段的问题。例如，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可以超前规划，在城镇开发低价

商品房，直接吸引农村人口在城镇买房定居。或用宅基地进行置换，使城镇化快速推进。但在西部村落十分分散的山区，要将几个自然村落迁到行政村所在地，也并非易事。村民们祖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要进行改变，需要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的改造，新村的规划和建设，合村并镇的进行，农村人口的逐步集聚，都必须一步步地进行，决不能操之过急。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可以在同一时段发生。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又向往乡村生活，必然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极不平衡，居住在大城市的部分人正在逃离城市，到城市近郊甚至远郊购买住房。

上海人到松江购房，北京人到昌平居住的大有人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建设好了，可以为一部分城市人口向郊外转移提供条件。同时，一部分农村人口虽然已离开农业，从事非农产业，但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高、节奏快而不愿意移居城市，甘愿留在农村。这也会给新农村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进行的“城乡等值化”试验，就是借鉴德国经验进行的有益尝试。青州市南张楼村，1989年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进行“巴伐利亚经验”—“城乡等值化”试验，指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而非形态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使在农村居住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并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这个村的“城乡等值化”试验，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试验兴建了80多个企业；农民人均收入从1989年的1950元跃至2004年的6000元；农民工作模式发生了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包括厂区、居民区、文教区、休闲区等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应该说，这是对于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其意义重大。　

　　总之，推进城市化发展与建设新农村并不矛盾，二者可以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相互促进，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