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中美贸易失衡求解

　　缓和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最好办法，是中国准许美国企业在上海上市

　　本刊特约经济学家 谢国忠/文

　　新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刚刚结束。这一对话尽管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但很难解决两国间的核心问题——贸易失衡。

　　全球化是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贸易失衡可以被看做全球化的成功，不是件坏事。不过，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差额还是令人感到不安。这是两国在人口、财富水平、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结构性差异造成的。

　　为缓和矛盾，中国应当考虑允许美国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两地上市。双方的结构性改革，例如美国压缩庞大的医疗开支、中国拿出更多真金白银来搭建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逐步缩小双方的贸易失衡。最终，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人口老龄化将逐渐使中国由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贸易失衡之源

　　中美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它创造财富更多依赖创新，而不是资本的积累。美国的企业热衷于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生产和销售。据估计，被纳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上市企业中，有接近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与之相反，中国仍在通过资本积累和就业扩张创造财富。当跨国公司把生产线搬到中国，并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时，中国得到了更多收入并扩大了就业。中国的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发挥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低的优势，融入世界经济。这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跨国公司都意味着巨大商机，特别是对来自美国的企业。

　　两大经济体间巨大的互补性促使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据美国海关统计，中美贸易额在过去五年增长了两倍，在过去15年增长了12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种增长是在两国政治关系时好时坏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贸易增长完全来自两国经济巨大的共同利益。中美都是利益驱动型的国家。只要两国还存在互利互惠的空间，双方良好的贸易关系就将继续。

　　过去三年，美国关于中美贸易的争议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有几个话题是绕不开的：首先，很多人都认为

人民币汇率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膨胀的元凶；第二，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比如盗版DVD和CD，令美国企业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第三，中国市场对美国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双方经济关系并不对等，相对中国而言，美国从双边贸易中获益太少。

　　这些观点实在乏善可陈。它们的流行，反映出今天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焦虑心理。即使没有这些说法，其他话题也会浮出水面，被用来质疑双方的经贸关系。我相信，由于中美间巨大的共同利益，尽管噪音不断，但两国的经贸往来依然会保持兴旺。当然，其间也难免龃龉(美国对中国出口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就是一例)，但这于两国经贸关系大局无碍，市场仍会是决定性的力量。

　　在今天，双边贸易平衡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随着全球化深入，生产的优化配置已经不再要求生产地和最终销售地一致。接近产品市场只是跨国公司考虑生产布局的因素之一。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得益于充裕的劳动力和低成本的基础设施。而美国资产价格走势强劲，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种组合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贸易失衡。

　　失衡问题无达解

　　要让不平衡消失，美国需要通过高利率政策使资产价格缩水，或者中国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令自己失去“世界工厂”地位。

　　但美联储很不情愿加息。实际上，市场还存在降息预期。美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国内政策，即不抑制消费需求。但尽管如此，其资产价格还是会回落。由于存量住房的增加，美国的房屋价格正在下跌。2001年以来，投机性需求成为推高美国

房价的重要因素。当投机者遇到流动性问题，他们就会在市场低价抛售。投机者变现所造成的潜在供给量，大约相当于市场两年的需求量。就业市场和股市表现强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冲击，否则美国房地产市场现在可能已经崩盘了。但通货膨胀威胁依然存在，如果美联储被迫再次加息，房地产市场就可能随之崩盘，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2008年陷入衰退。

　　只有经济衰退，才能大幅缩减美国贸易赤字。美国很多制定政策的书呆子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出口而不是压缩进口来解决赤字问题。这是不现实的。美国出口规模仅相当于进口的一半。假定美国进口和名义GDP增速一样，都是6%，而出口增速达到这一数字的两倍，那么其贸易赤字在未来四年仍会保持今天的规模，十年后才有望下降一半。但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设想美国出口增速连续十年两倍于进口增速，这可能吗？美国贸易赤字的大幅缩减只有通过进口降低来实现，但惟有一场衰退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中国也不应该放弃“世界工厂”地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实现充分就业。尽管部分白领薪水增加可观，但大多数蓝领工人和大学毕业生还是只能拿到低工资，且增长缓慢。中国就业岗位的扩张还不能完全消化劳动力的增长。

　　中国国内需求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并不足以在长期持续创造就业岗位。中国经济发展也高度依赖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这是中国不让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原因。当未来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时，人民币有可能被大幅重估。这大概是十年后的事情，反正不是现在。

　　如果中国大幅重估汇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大幅减少，但美整体贸易赤字未必会缩小。中美之间相互竞争的行业很少，只有造纸、钢铁、化工等存在一定竞争，但这对整体贸易平衡影响甚微。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企业还可能会向越南、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转移。

人民币升值不会给美国制造业带来什么好处。

　　当人民币大幅重估时，美元汇率势必大幅下跌。这将大大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有人认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尚不足GDP的3%，对美国整体通胀水平影响不大。此言差矣。中国是影响世界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大涨，会让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制成品重新定价。人民币每升值10%，就可能使美国通胀水平上升1%。人民币大幅升值很可能迫使美联储提高利率，这将让美国资产价格缩水，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对人民币施压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只不过媒体已经把这种说法兜售给了美国公众，政客们也只好顺水推舟。

　　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来说已经相当开放。从快餐、个人卫生用品到汽车，美国公司都在市场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即便在银行业方面，美国金融机构也一马当先。花旗集团购入了广东发展银行的控制权，美国银行成为中国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不过，在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市场门槛仍然很高。电信、能源、媒体、金融服务等领域仍然相当封闭。但这并不是一个双边问题。中国自身首先要明确国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位置。

　　盗版DVD和CD问题也不像很多专家想的那样严重。如果按美国价格出售，中国消费者并不会有对这类商品的大规模需求。美国公司也不可能大幅降价来迎合中国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担心低价售出的产品会回流到美国市场。所以，铲除盗版并不意味着给正版产品带来更大的需求。当然，我不是说应该默许盗版。为缓解矛盾，中国可以对美国企业开放本土音像出版市场，使它们可以在中国生产，并按中国人可接受的价格出售其产品。

　　当前最佳办法

　　当然，整体的贸易失衡确实令人担忧。美国去年的贸易赤字达到8180亿美元，是五年前的两倍。美国需要输入资本为赤字融资，但快速积累的外债水平使美国经济在金融市场波动面前显得愈发脆弱。如果有一天外国人不再愿意向美国借贷，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将面临一场灾难。

　　中国的贸易赤字在过去两年中大幅增加，现在依然快速上升。这和中国政府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关，因为这类措施限制了银行贷款需求。出口快速增长，而进口大约与固定资产投资同步增长，顺差因此不断扩大。如果美国经济降温，对美出口下滑，这种情况就将不复存在。

　　不过，从长期看，中国大陆的经常账户盈余仍会上升。如同日本和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那样，由于重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大陆的生产力正在大规模扩张。但中国大陆的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因为更多的人偏好将收入用于投资而非当期的消费。类似于日本和台湾，中国大陆人均经常账户盈余的峰值可能达到1000美元以上，这相当于每年1万亿美元的顺差。如此巨大的数额，当然会引发国际纠纷。

　　更严重的是，这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出现泡沫，当这个泡沫破裂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泡沫膨胀起来。这些泡沫将会毁坏中国金融体系，危害社会稳定。

　　经济泡沫的破灭曾在东亚各国引发政府更迭。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执政党都曾随泡沫破裂下台。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和欧洲都发生过。1929年的股灾使民主党上台执政达20年之久；经济危机也让许多欧洲国家内阁倒台，激进政党掌权。中国一直非常重视稳定问题，但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稳定”是一个动态概念。经济泡沫在短期内可以增进稳定，但在长期却是稳定的威胁。千百万家庭可能在泡沫破灭时变得一贫如洗。一旦他们发现少部分“内部人”是从他们身上攫取财富，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缓和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最好办法，是中国准许美国企业在上海上市。这将一举多得。美国需要足够的资本流入以支撑其赤字，而中国正担心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并鼓励对外投资。没有比让高质量的美国公司到上海上市更好的方法了。中国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买入股票，从而消耗一部分外汇储备。这也有助于给中国的股市泡沫降温。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大约15倍，这只相当于中国股票估值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很多美国公司盈利的相当一部分均来自中国市场。如果中国投资者可以购买这些股票，他们就可以分享到这些公司在中国创造的盈利。

　　从长期看，这样的解决方案将帮助上海成为顶级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进一步增长，最终达到每年1万亿美元以上的峰值，这将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奠定基础。东京在20年前曾经面临同样的机会，但是日本不肯把自己的资本市场国际化，错过了这一机会。与此相反，持续的顺差使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削弱了日本金融体系。随着老龄化逐渐耗去日本的资本盈余，东京已经很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如果中国不尽快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不仅上海会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擦肩而过，过剩资本也会导致日本那样的破坏性泡沫。

　　贸易问题通常是深刻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很少能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对话解决。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一切。不过，政治家们需要证明他们正在致力于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政府间的谈判也是必要的。这些对话通常是一种姿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亦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