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政府责任与医院内部管理

　　1988年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英国SUSSEX大学、进行过合作研究、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主攻战略管理、企业生命周期管理、领导艺术等。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战略管理》、EDP《战略思维》主讲教授，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教授之一。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著作、译著四部。

　　5月28日-6月3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刘学。----编者按

政府责任与

　　刘学 史录文

　　政府责任与医院内部管理改革

　　国有医院以往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自发探索的过程。改革方案的选择从解决医院面临的现实问题，满足医院自身的利益出发，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个自发探索的过程，却导致了一个对医院和内部职工利大于弊，对患者和第三付费方弊大于利的结果。

　　政府出资建立医院的目的，是希望医院能够实现政府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政府就必须通过合适的机制，把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转移到医院身上，并监督和管理医院的责任履行。

　　既然医院的组织结构、业绩评估和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科室主任的目标，决定医生的诊治决策、态度和行为，进而决定患者获得的服务质量和支付的费用，决定政府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那么，政府就应该对医院的改革提出方向性指导和要求，对改革的影响进行评估，对未来的改革进行规范和设计。否则，政府的社会责任，没有履行的载体，是无法实现的。

　　医院内部管理：相对集权还是分权？

　　医疗工作具有两个典型的特点。一是任务的多变性：患者的疾病状态多种多样，存在大量的例外。二是任务具有可分析性：虽然患者的情况千差万别，但疾病的类型、性质、严重程度等，可以通过各种科学方法加以检验；而检验结果存在不明晰的情况时，相关专业的人员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知识、判断和直觉等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找到答案有时需要科室/部门之间的合作，需要不同专业医生之间知识、经验的共享。

　　所以，创造合作与共享的机制对医院服务质量的改进、品牌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能够促进合作呢？以往的研究表明，通过集权来促进合作，并对合作行为予以奖励是重要的。但什么决策权集中，什么决策权下放，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当然，集权还是分权，还取决于资源使用效率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哪方面对提高医院的

　　业绩评估的重点：过程还是结果？

　　业绩评估的重点放在过程上还是结果上，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过程的可观察程度以及观察的成本；二是结果的可区分程度以及区分的成本；三是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如果过程可观察、观察的成本低，而且过程决定结果，那么，业绩评估的重点就应该是过程。如果过程观察的成本非常高，甚至不可观察，但结果可观察而且可区分(可区分意味着能够把结果与行为者的能力、努力、道德等因素对应起来)，那么，基于结果的业绩评估就是更有效的方法。

　　医疗过程中，决定服务质量的最重要方面，是检查、处方和治疗方案选择的决策过程，这是不可观察的。从治疗结果的可区分性看，患常见疾病的门诊病人返诊率极低，所以，医院管理人员对诊断治疗的结果难以直接观察；住院病人诊治结果的可观察性要高一些，但可区分度较低，因为就某一个具体的复杂、严重疾病而言，医院可以观察诊治结果，但结果到底是患者的身体因素、疾病因素所致，还是诊断、治疗决策和措施因素所致，第三方，如法官很难区分或识别，甚至患者自己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区分。

　　结果的低度可区分的根源来自于信息非对称。所以，提高可区分度的途径在于给拥有相关知识、能力的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医生的诊治决策过程不可直接观察，但通过大样本的数据和信息，可以间接推断。如通过收集一个医生大样本的处方信息和检查、治疗信息，就可以推断决策动机，并区分治疗结果。

　　更重要的是，当医生知道自己的诊疗决策和手段的信息要被披露，并可能经过有关专家去评估，进而可能影响其长远利益时，其决策的动机和治疗行为都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但是，医院本身绝对没有披露这些信息的动机，因为信息的披露与医院自身的利益是矛盾的。只有政府才能促使医院做到这一点。 （本文摘自作者的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