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宏观调控的压长与补短

　　何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几次大的宏观调控，都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避免大起大落，取得了好的成果，应当说是可喜可贺。但是它毕竟还是大起软落，造成一定的损失。科学的宏观调控不是软着陆，而是如何避免大起，使经济协调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就需要对宏调控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行讨论，集思广益，提高我国的宏观调控水平。

　　(一)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是补短

　　目前我国的经济过热是属于局部性的投资过热，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和

房地产业等，去年投资增长在80%到1倍以上。今年1<[--]>-4月，这些行业的投资同比又增长35%<[--]>-93%。我国钢材生产能力己达2.3亿吨，在建生产能力1.3亿吨，建成之后生产能力将达3.6亿吨以上，超过美日欧俄生产能力之和；我国水泥生产能力已达8亿吨，加上在建能力将超过10亿吨，生产能力己超过全世界总生产能力的一半。在这些行业带动下，使我国

能源、原材料和运力的供应都处于紧张状态，是目前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都无法承受，因此要进行压缩。与此相反，另一些行业的投资严重滞后。今年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投资仅增长0.45%。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投资却增长缓慢。如电子信息产业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导产业，投资的80%是来自外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经济投资各占10%。软件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行业，在印度，其产值己占GDP的16.7%，而我国尚不足1%。国内市场巨大的软件需求，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发展软件业不会增加多少资源消耗，也没有污染，有利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

　　从今年3月份开始，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措施，二季度的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增速迅速回落。3月份固定资产增速回落到43.5%，4月份回落到34.7%，5月份投资仅增长18.3%，增幅比4月回落16.4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4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8%，增幅比1<[--]>-4月份回落8个百分点。可见，这种压缩投资增长过快的措施立见成效，而投资增加缓慢的行业要加大投资却非常困难。大家知道，二板上市是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孵化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渠道，但千呼万唤始出来，前几天八支股在深交所上市，第二个交易日几乎全线跌停，近日己跌到发生价。股市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晴雨表，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形势这么好，而股市越来越糟糕，近日出现1元股。一个股市都长期调整不好，资本市场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新科技发展就缺少土壤，将短线投资拉长就难上加难。所以，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作用不是压长，而是如何补短，才能使国民经济平衡、快速、高效、持续地发展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水桶理论。一个水桶的容量不是取决最长一块木板，而是取决最短的一块木板。为了增加水桶的容量，上策是向最长一块本板看齐，将所有短木板都补到与最长木板一样高，水桶容量最大。中策是向中间一块木板看齐，将长板锯下来补在短板上，也可加大水桶的容量。下策是向最短一块木板看齐，把所长木板都锯掉，水桶的容量一点也没有增加。上策是只得不失，但最难作到。下策是只失无得，应当摈弃的。只有中策是有得有失，应当成为追求的目标。所以压长补短是选择的最佳方案。将这一理论运用在宏观调控上，其基本任务应是将短线拉长，而不只是将长线压短，这才是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从现实来看，压长线的成绩比较显著，而拉长短线的效果并不明显。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当市场上某一类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时，只要不是人为的囤积居奇，宏观调控的任务应该促使该行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加大产品的供应量，使价格回落。而压长是压缩投资、减少产量，反而使价格会回落，缓解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其道理不好理解。当前，我国钢铁的生产能力绝对量很大，但人均钢铁时水平还很低，因为实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依靠钢铁和水泥。日本在经济起飞时，人均钢铁至少1吨，而我国目前人均还不到300公斤。按人均1吨钢铁计算，我国至少还缺10亿吨，中国不是钢铁多了，而是钢铁太少了，压缩钢铁和水泥投资，实质上会减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度。有人可能说，中国是一个铁矿贫乏的国家，供应乏力。其实中国的铁矿资源就是这么多，不会再增加了，那么还需10亿吨钢铁的矿石怎么办。钢铁的生产能力的限量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日本的矿产资源比我们还贫乏，为什么它能发展起来，主要靠国内外两个市场，只要有钱全世界的矿产供你挑选，上海宝钢就是这样做的。

　　(二)宏观调控压长主要应去劣

　　虽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补短，但对长线也不能掉以轻心，有时也要采取一些手段去压长。当补短在短期内不能见到成效时，采取压长也会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使供应紧张的形势暂时得到缓和，不平衡的局面有所改善。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主体多元化，在压长中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在这些新扩建的项目中有的技术含量较高，投资成本较低，有的情况正好相反，应区别对待。所以在压长的过程中，提出有压有保，这是十分正确的。但目的要明确：压的是劣，保的是优。不要从所有制来分，国有大企业保了，而民营企业压了，经济效益差的保了，经济效益好的压了。目前宝钢、武钢、中铝等国有大企业，虽然也在宏观调控的范围内，但投资扩建没有受到影响，而新建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停建。假如有一个国有大钢厂扩建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投资需500<[--]>-600亿，占地12000亩，是国家计划批准的。另有一个民营钢铁厂，扩建一个年产840万吨，投资100个亿，占地9000亩，是地方政府批准的。当国有企业投资成本高于民有企业，而民有企业不是低水平的建设时(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语)，在这种情况下应压谁？如果压民营企业，就是在优胜劣汰规律面前不平等，不是一视同仁，没有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这样就出现了“国进民退”，无形中就维护了国有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垄断地位，与十六大的精神不一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对重复建设正名。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优胜劣汰；没有重复建设就不会有技术进步；没有重复建设就不能打破垄断。所以，重复建设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器，是优胜劣汰的战场，是打破垄断的有力武器。正因为这样目前政府不再笼统提出反对重复建设，而提出反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那么由谁来评定高低？如果由政府来评定，很难避免一刀切。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主要是政府行为。因为它要争取国家投资，上项目，铺摊子，树政绩，不考虑经济效益，这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病根。要根治这一顽症，不能扬汤止沸，而应釜底抽薪，不是简单地反对重复建设，而是改变政府的投资。

　　重复建设和优胜劣汰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重复建设才能优胜劣汰。重复建设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一代价所换取的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值得的。这是一个定式。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不是制止重复建设，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手段实现优胜劣汰，因为政府无法确定那一个项目是低水平的建设，那一个项目是高水平的建设，只有市场才能裁定。

　　(三)宏观调控主要是用经济手段

　　一般讲宏观调控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在这三个手段中主要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辅之。这种经济手段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市场之外，另有经济手段，而是在市场之中，是通过银行的储备金率、利息率、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自有资金率等；还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来通过市场机制，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使其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它和计划经济下的调控不同，一是面对的不是个别企业，而是所有企业；二是由市场面对企业，国家是通过市场，间接面对企业。去年

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6%；今年笫一季度钢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7.2%。钢铁投资过热信息早已发出，但到今年4月27日，国务院才发出将钢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由25%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的通知，这一通知很必要，但是太迟了。铁本是在国务院发出通知之前，己向银行贷款43.3亿元，可它自有资金只有3个亿，负债率高达1330%，对它根本没有约束力。在通知发出后铁本新建的6座高炉中，已有两座接近完工，6月份即可投产。这表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不及时，再加上银行不能严格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才出现了铁本事件。从铁本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对钢铁业进行宏观调控时，只动用自有资金率，其他经济手段没有采用。动用金融方面的手段是遏制投资过热的有力武器。动用财政、税收手段是抬高进入钢铁行业的门坎，减少资本的流入。当宏观调控通过市场不能起到预期效果时，才采取行政手段，但严格说来这不是正常的宏观调控，它是凌驾在市场经济之上，是在市场经济之外，很难避免一刀切，它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谁负担？同时这种手段只是治标不是治本，一旦钢材价格上涨，涌向钢铁业的投资又会回潮。

　　正常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它是在市场经济之内，只有通过市场才能面对社会、面对所有企业，而不是面对个别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都是平等的，它只有优和劣之分，而无有国有民有之别。只有在市场中才能显示出哪些企业是优等的，哪些企业是劣等的。也就是说，在宏观调控中企业的优劣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由市场来选择。只有优胜劣汰规律发挥作用，才能避免一刀切，才能使压和保有一个客观标准。

　　(四)宏观调控的障碍主要来自体制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取得了世人睹目的成就。随之经济利益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94年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以后，地方的利益凸现出来，近几年民营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己经与国有经济可以分庭抗礼。这样就出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营企业三个投资主体，就有三方面利益的代表。据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超过64.9%。民营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例，由1994年的31.83%上升至2002年的48.25%，再加上外商投资，私营经济投资已超过社会总投资一半以上。

　　在这样投资主体的格局下，当地方政府得不到中央投资时，很容易与民营企业联手，规避中央政策来发展地方经济，出现局部的投资过热。江苏常州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铁本钢铁厂的老板原想在老厂进行扩建，后经常州市的领导几次动员，才到长江沿岸新设立的开发区<[--]><[--]>新北区建新厂。其新厂立项设计经过6个月的反复调整，年产量从200万吨，最后增加到840万吨。投资100个亿，占地9000亩。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经市里有关部门策划，分折为22个项目申报。一些投资项目批准为2980万美元，不超过市里批准权限的3000万美元。对土地占有分为14个项目申报，每个项目占地不超过市里批准权限的600亩，市里一天就批复。这个项目最后都得到省里发改委和国土厅的同意。

　　常州市的领导为什么热衷于把这个项目搞大，给了那么多方便和优惠条件，其主要目的是想把常州市的经济搞上去。常州素有“八邑名都，中吴要辅”的美誉，向来以“苏锡常”并称，而现在连南通、徐州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超过它；在新千年江苏“三圈四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中，未来建设的四个特大型城市中都没有常州。在这种形势下，常州市的领导只要不是饱食终日、无所视事的，只要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想作出一些成就的人，能不着急吗？常州的领导这次在铁本事件中跌脚了，但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地方官员是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中如同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在其位就应谋其政，当一任地方官就应为当地谋利益。有人说有些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自己的升迁搞一些大项目。我想这些项目只要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是弄虚作假的、对地方有利的，就不应受到非议。如果一个士兵不想当元帅，就不是一个好士兵；一个地方官不把本地经济搞上去，就不是一个好干部。只要我们还存在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分割的格局，还是以GDP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必然会存在，中央不给地方投资，地方政府会利用民营经济来上一些产值高、对地方有利的项目，胆大的敢钻中央政策的空子，胆子小的打擦边球，绕着红灯走，中央一些规定必然会被突破，可谓防不胜防，这是体制决定的，谁坐在这个位子也会这样做，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要想使宏观调控能很好发挥作用，重点应排除体制的障碍，少追求个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