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未来就业严峻形势会缓解吗

　　——质疑社科院人口所研究报告

　　■争鸣■周天勇 胡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2009年将成为我国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的拐点。这一结论引起广泛讨论，正反意见都有。劳动力过剩还是短缺，是国家最基本的国情。对其正确的判断，事关重大。因为它直接关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我们认为，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拐点不会这么快到来，未来15年就业压力都很大。扩大就业依然是宏观经济政策最为核心的目标。

　　一、未来劳动力供给的趋势究竟多大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是：目前分布在农村和城市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农业技术进步挤出的劳动力；新增劳动力。理论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农民工与农民的收入分享，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和就业不足的人口在农村、城市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分布比例，是由三个部门的发展水平和总人口共同决定的，并且保持一种均衡状态。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可在城市和农村选择就业，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并不是全部都能找到工作，也存在着城市“农民工”就业不充分的现象。上世纪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就专门研究过此问题。那种认为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完全就业的观点，是站不脚的。因此，我们讨论失业劳动力，不仅要考虑城镇失业劳动力，还要考虑就业不充分的农民工。

　　为了讨论方便，首先需要分析目前全国劳动力的基本分布情况。2006年末全国共有就业人员7．64亿人。城镇从业人员是2．83亿人，据估算，其中6000万是长期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并且进入城镇劳动力的统计范围。乡村从业人员是4．81亿人，估算有9000万转移到城市就业，但没有进入城镇劳动力的统计范围。另外，在农村非农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和干非农业个体户的大约为8000万人，剩下的3．11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有关部门现在只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2006年是4．1％。它并不能反映城镇的真正失业水平。最起码，它不包括在城镇就业不充分的农村劳动力，另外需要登记，不登记不算。可以用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来推算城镇失业率。我国1990年的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为56．44％，2006年下降到48．75％。主要原因是，在就业压力下，大部分劳动力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按照1990年劳动参与率推算，2006年应当工作而不打算工作的城镇劳动力高达4438万人。再加上847万登记失业人口，城镇闲置劳动力约为5300万人。目前城镇失业率在16％左右。

　　根据前面的理论，“农民工”也存在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现象。没有进入城镇劳动力统计范围的农民工数量为1．7亿人，如果按照16％闲置率推算，在城镇就业不足的“农民工”高达2700多万人。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大规模，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过去经常说是1．2亿－1．6亿。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表明，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表明，40岁以上农民留在农村务农的比例更高。因此，可以推算，目前农村40岁以上剩余劳动力至少在2600万以上。两个结论相加，农村整个剩余劳动力8000万。但是，我们认为，关键是农业劳动力的过剩怎样去计算，一是按照低于城市人口收入三分之一，或者一半衡量；二是按照农业生产技术、适度规模化的要求考虑。

　　首先，农业技术进步，必将挤出大量的劳动力。2006年农业就业劳动力3．26亿人，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为42．6％。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2000年－2003年农业生产率（每个农业工人创造的农业附加值）仅仅为338美元，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51美元，也低于中国所在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的716美元。农业劳动力多，是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的重要原因。2006年末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11759元，农民纯收入是3587元（其中还包括务工收入）。一个农业劳动力种30亩地，收益平均6000元左右，加上抚养人口分摊，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1／3！而现有的化肥、农药、除草剂、机械、电力等条件，全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种植30亩地，绰绰有余。按此计算，全国只需要6100万农业劳动力。因此，目前农村中还剩余劳动力高达2．5亿！

　　因此，城镇闲置劳动力5300万，加在城镇中就业不足的农民工2700万和农村中还有过剩劳动力2．5亿，中国目前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为3．3亿人，占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高达36．6％。

　　从劳动力供给的变动趋势看，到2020年，如果按照那时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均种60亩的水平计算，需要从农村累积转移出2．8亿过剩劳动力。

　　其次，还有考虑新增的劳动力。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都将增长，只不过是速度下降，但是规模仍然很大。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研究报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5年达到极大值10．13亿，年均增长率为0．84％。以此推算，每年人口自然增长所新增的劳动力在600万－800万左右。另外，还有军队转业和复员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每年几十万人。

　　可见，未来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形势是，目前城乡失业和就业不充分劳动力在3．3亿左右，农业剩余劳动力2．8亿，我们估计农业会挤出的劳动力为1．6亿劳动力，每年还新增600万－800万左右劳动力。因此，预计2010年前，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在3500万左右，2010年－2020年期间在2500万左右。劳动力的总的供给形势非常严峻！

　　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究竟需要多少劳动力？

　　准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概念和数据进行正确的理解，并且用历史资料来说话。中国二元经济发展，一是会为城镇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二是会引致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

　　首先，看城市发展对城镇劳动力的需求。我们经常讲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为城镇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实现新增就业450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2006年新增了1184万个。它还包括离退休人员提供的就业岗位。其中，新增就业岗位有一半左右是用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比如，2003年－2006年期间，年均失业人员再就业数是491万。另外一半新增就业岗位是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400－500万城镇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可见，政府每年公布的城镇新增劳动力，主要是指为城镇户口劳动力、大学生、转业退伍军人和少部分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每年的就业规模在1000万左右。

　　其次，看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第一部分，是转移到城镇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农民工，目前总量大约为9000万人，以跨地（跨省）转移居多。第二部分，是转移到农村非农业的集体企业、农村私营企业就业和在农村非农业领域干个体户的，大约为8000万人，以就地转移为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数据变动的分析，估计过去几年，年均新增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500万左右。第三部分，主要是通过上大学、参军等途径，改变农民身份，转变为城镇新增劳动力，并且纳入了城镇劳动力的统计范围，每年大约在100万左右。其中，以农村大学生占比20％推算，2000年－2006年期间，每年毕业的农村大学生在50万左右。估计每年通过参军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在20万左右。还有部分人通过买房、投亲靠友等途径转变为城镇劳动力。通过这些途径转移的100万劳动力计入了城镇劳动力的范围。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就业需求在1500万左右，其中，为城镇各种劳动力提供1000万个就业岗位，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500万人。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就业需求，除考虑历年的数据外，还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在工业领域，随着劳动力工资、福利以及社保费用等上升，必将提高劳动力成本，导致资本相对劳动力价格逐步便宜，刺激企业研发和应用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促进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上升，降低农业和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尽管如此，但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会继续下降。特别是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更是如此。

　　二是我国企业数量不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基础较差。一个统计上的规律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全部企业的99．5％以上是中小企业；从吸纳就业的方式来看，从第二产业大工厂为主渠道的就业，逐步转变到以灵活就业、微型企业就业和中小企业就业为主。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千人口拥有40个—50个企业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为20个－30个，而我国实际上仅仅为3个－4个。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即使再经过10年－20年的发展，我国平均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也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更不用说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企业数量下，大多还存在15％－30％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率。据一项调查，城镇居民家中若有10万元钱，愿意创业的不足1％，大学生毕业创业的不到1％，远远低于许多国家的创业意愿和创业水平。没有创业，没有企业，哪里有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呢？

　　三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越来越多消耗物质资源而越来越少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模式。从二战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来看，日、韩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重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施出口替代发展战略，不仅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经济实现成功转型；拉美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偏重大企业和大工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虽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很高，但是在城市中出现了严重失业，陷入“拉美陷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热衷于扶持发展大企业，热衷于政府主导搞建设，等等，这些做法能很快地促进地方ＧＤＰ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对就业的贡献不大。我国的发展模式更像拉美发展模式。不同的是，最初我国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避免城市出现严重失业；现在是用户籍制度限制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城镇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和城镇劳动力享有同样的福利，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同时，农村的土地制度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即使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认识到发展模式问题的严峻性，把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调整到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也难度很大，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如果现有的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税收体制不改，约束和激励条件不变，那么就很难转变目前对就业十分不利的发展模式。

　　四是创业、就业与管制和收费负担正相关。我国中小企业少，创业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准入门槛高、管制过多，乱收费、乱执法普遍存在，另外就是金融服务体系跟不上，不配套，等等。问题是准入、管制、收费、执法等行为，涉及到很多部门的既得利益，改革难度特别大，目前还看不到对创业、就业特别有利的政策出台。由于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增加，各种管制越来越严，执法设置越来越多，从1999年到2004年，倒闭810万户个体工商户，2005年关闭30万家企业，至少损失2200万个就业机会。

　　分析就业需求，既要遵循一般经济规律，还要考虑我国制度结构、发展模式对就业需求的影响。综合考虑这些方面，在宏观经济保持既定的预期增长速度下，未来五年，年新增劳动力需求在1500万左右。在2010年－2020年期间，年新增劳动力需求在1000万左右。

　　总之，通过上面的分析可发现，未来15年劳动力的供求总形势是：就业压力比预计的要大得多，劳动力供给比预计也要多得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我们预测，从现在到2010年，年均新增劳动力需求会保持1500万左右，2010年－2020年会下降到1000万左右。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从现在到2010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在3500万左右，比我们经常认为的2500万要多1000万；2010年－2020年期间年均劳动力供给在2500万左右。从供给和需求对比来看，从现在到2010年，就业缺口在2000万左右；2010年－2020年期间，就业缺口有所下降，但也在1500万左右。可见，未来十五年，年劳动力供求缺口都在1500万以上，就业压力持续存在。这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基本判断。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只有根据劳动力供求状况，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发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战略和政策的关键是，从大企业、资本密集产业发展战略转型，适当压缩政府建设投资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投资，放松政府对创业的管制，清理各种对创业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罚款，合并和减少政府及行政性事业机构繁多的执法，容许和规范民间借贷，发展乡村、城镇和城市社区银行，大力发展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以避免高失业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