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着力点

　　●外贸依存度持续攀升，为什么还要继续发展对外贸易？贸易顺差过大，怎么看、怎么办？优化进出口结构，应从何处着手？

　　●目前国内资金供给充裕，为什么还要继续利用外资？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应注意哪些问题？面对越来越多的外资并购，应如何引导和规范？

　　●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得稳、走得好？

　　江小涓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从发展对外贸易、做好利用外资工作、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和部署。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不少新挑战和新机遇，认真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继续发展对外贸易。《报告》指出，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我国就业压力大，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扩大出口，能够扩大就业特别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多种生产要素大量跨国流动，但劳动力流动性较差，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出口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替代形式，这是我们利用全球市场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出口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约为制造业平均水平的1.6倍。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我们的收益主要是就业和工资，利润相对较少。但要看到，工资是劳动者报酬，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利润则是投资者的报酬和财富积累。从国情看，需要强调获得劳动报酬的特殊重要性，因为这直接影响就业和收入分配。同时，应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监管，使出口价格全面反映体现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要求的劳动成本，反映资源环境成本，尽可能地提高出口收益。

　　优化进出口结构。《报告》提出，要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这既是长期战略，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很快见效的现实要求。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产业规模、技术水平、配套能力、研发投入、竞争能力等都有明显扩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利用好这些条件，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在“十一五”期间可望收到明显成效。当前，应从支持企业创新和提供共性技术支持、引导企业创品牌、加强外向型人才培训服务、提供出口融资便利和避险工具、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方面，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出口商品升级中的许多新增长点，如通讯设备、计算机、家用电器、仪器仪表、软件、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具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劳动密集的双重特点，符合扩大就业和提高出口商品结构的双重要求。同时，应采取继续下调以至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更有力地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减轻国内资源环境压力。

　　努力改变贸易顺差增长过快趋势。《报告》提出，要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我国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受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际贸易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突出现象：一是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各国平均外贸依存度明显提高，全球出口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18.9%上升到2005年的28.8%。二是以往的国内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国家间的不平衡，如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双赤字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和贸易顺差，都是各自国内结构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表现。三是全球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到2006年一季度末已达4.35万亿美元，是1995年末的3.13倍，亚洲国家在前10位中占8席。我国贸易持续增长和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加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产生的，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但贸易顺差过大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带来压力。我们应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包括调减以至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适时调整加工贸易禁止和限制类产品目录，增强汇率弹性，鼓励用汇，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等，控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和争取良好外部环境。

　　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继续利用外资。目前国内资金供给充裕，仅从资金角度看，对外资的需求减弱，市场对此已作出反应，外资进入速度放缓。2006年，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5.04%，已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今后，我们还应努力保持利用外资的较大规模和稳定增长。跨国投资的实践表明，资金盈缺并不是决定资金流向最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吸收了全球2／3以上的跨国投资，美国和英国是吸收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资本流动中搭载着技术、知识、管理、观念、人才、品牌、市场等要素，吸收外资与集成全球优势要素往往是“一揽子”的过程。这个特性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也是我们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主要着眼点。

　　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报告》提出，要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引导跨国公司把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转移到我国。一方面，我国制造水平不断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增强，引进的先进技术、高端制造和研发能力能得到国内产业和技术基础支撑，产生较多外溢效应；另一方面，科技全球化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先进技术和研发环节的速度加快。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研究，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年—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这些趋势表明，我们能够通过利用外资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提升我国产业整体水平。《报告》要求，吸引外资加快向中西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符合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做好这项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对土地、商务和工资成本、市场腹地等因素有较高要求的项目，将成为外资向中西部投资的重点；二是利用好国际服务外包机遇。这类项目主要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通讯技术与国际市场连结，地理位置选择灵活，一些教育和人才基础较好的中西部城市应努力形成吸收外包投资的综合优势；三是老工业基地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企业实力增强，优质资产增多，信息透明度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加。

　　大力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全球跨国投资中投向服务业的比重，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5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65%左右。其中，服务外包，即将服务流程发包给境外服务提供者，是近年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方式，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超过3500亿美元。我们要将承接全球服务外包摆在今后对外开放的重要地位。其意义在于：第一，为大批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合意的就业岗位；第二，使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从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等前端业务和市场营销等后端业务延伸，提高分工层次和收益水平；第三，为国内企业提供高水平生产性服务，提高国内产业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近几年，在软件、数据处理、商务中介、动漫制作、工业设计、研发等领域，我国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较快，显示出巨大潜力。我们的观念、体制、政策和教育结构等都要适应并促进这种新趋势。

　　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和规范。过去我国利用外资主要采取“绿地投资”即新建企业方式，而近几年外资并购明显增加。收购兼并是全球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平均占跨国投资总额的2／3以上。以并购方式吸收外资的优点主要是：不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共享双方优势资源；困难企业可借此脱困，同时避免企业倒闭产生的集中失业压力。然而，并购对投资环境有较高要求：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发育，具有规范并购行为的法律框架，企业质量相对较高，信息透明可靠。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和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可以预计，未来外资并购会继续增加。以并购方式吸收外资存在特殊问题和潜在风险，因此《报告》提出要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投资行为。从我国实践看，需要重点注意四个问题：一是防止垄断。并购有可能减少企业数量或加强龙头企业地位，导致垄断。应抓紧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严格加以约束。二是确保国家对重要战略产业的控制力，对这些产业中的大型外资并购案要有审查程序和控制能力。三是完善并购价格决定机制，保证公开公平交易，发挥资本市场的定价作用。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形成对资产收益和企业长远发展负责的体制机制，这是利用外资达到双赢的体制保障。对改革不到位、治理结构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要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职工利益。

　　优化投资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稳定投资预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还有利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防止企业为享受优惠政策而引进外资。

　　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这是一个标志性指标。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随之出现许多新特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也要求企业加快对外投资合作。我们要认识这种必然性，从国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得稳、走得好。

　　《报告》提出，要完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措施，支持有实力、有信誉、有竞争力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通过财税和金融手段、国家间协定和信息服务等方式，形成风险分担机制，使企业能够恰当评估和有效回避海外投资风险。简化投资审批手续、用汇管理和人员出境管理办法，放松有关限制条件，方便企业决策和运营。加强对国有企业特别是改革不到位、内部治理不健全企业的监管，防止出现投资决策不负责任、造成新的不良资产问题，甚至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新渠道。国内相关部门和驻外机构要加强引导和协调，避免企业在境外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

　　《报告》还要求，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稳步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我们需要长期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任何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重大事件，我们都已经不可能置身其外。应着眼于全局和长远，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从我国根本利益出发，借助多边规则，平衡各方权益，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同时，进一步完善保障国内企业公平竞争的各项制度，完善应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有效反应机制，为我国企业创造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

　　(作者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