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增长结构制约就像一个屏障

　　韩 康

　　宏观调控为什么会出现种种不尽人意的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宏观调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长结构的刚性制约。这种增长结构制约就像一个屏障，把调控政策的可能性效率限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列车虽然遇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但仍然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宏观大局基本平稳，获得了国际经济界的很高评价。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成绩。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随着政府调控操作的持续和深入，调控效率出现了种种不尽人意的情况。无论是基本取向的调控，例如积极提高内需的增长拉动；还是针对部门领域的调控，例如控制房地产价格过高增长；抑或是货币工具的调控，例如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趋势、调整

　　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这是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8年里，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为30.5%，高居榜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也具有相当高的增长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8.7%和4.6%，居于同期最低位。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当然又成为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基础，这是一个对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影响的结构制约。

　　这种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状况，首先决定了政府管理当局最希望提高的“内需拉动”，即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力，是很难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国内投资率的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的增长只有4.1%。1991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5年下降为38.2%。这种情况可以同国民收入增长结构的状况相互印证。在这样的国民收入增长结构条件下，维持经济高增长的主导力量只能是投资而不会是社会消费。为了拉动消费增长首先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但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是一个定量，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大幅持续提高，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太多。

　　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30.5%的高位水平(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别)，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央行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收效甚微。因为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下，降低25个或27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或者再高一点也罢，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再者，反过来说，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任何企业投资都是以资本利润的预期水平为引导的，高水平的资本利润预期水平必然伴随高增长的企业投资，在目前高达30.5%的工业利润增长下，企业和地方加快投资扩张难道不是最聪明、最合理的选择吗？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中等和中高收入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低收入层的增长明显迟缓，这就使当前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

　　近年来，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增长结构，出现了越来越突出的增长差距。从2001年到2005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15.23%和5.35%，之间的增长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各阶层间平均差距也相当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已经达到47000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3.62倍。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增长迟缓。

　　这种社会收入阶层的明显分化，常常使我们目前看到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甚至进退维谷。这里仅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管理政策为例。近年来国内商品房的价格水平快速增长，引起普遍关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确有房地产企业高额盈利问题、市场操作失范问题、政府财政资源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问题、境外热钱炒作问题，等等，但我分析认为，对这种商品房价格高位增长的基本性支撑，可能还是来自市场内部的需求增长力量。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国内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的销售价格指数上升最快，两年平均售价增长9.75%和9%，但同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2001―2005年的平均增长分别为15.23%、11%、9.31%，仍然高于前者。这就提供了一个支持高增长价格买房的高增长收入群体，不存在买房基础的需求缺失的问题。这里的矛盾仅仅在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同期收入增长只有7.83%和5.35%，完全不能适应房价高速增长。由此，政府限制房价增长就很难奏效，因为存在市场需求的基本支撑；政府用控制售房面积来满足大多数人住房需求的办法也很难奏效，因为只要还是市场性房价就不可能满足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国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相当缓慢，第二产业仍然是高速增长的最强大支持，其产值比重甚至出现了稳中微升的状况，这就使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调控政策执行难度很大

　　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强大支撑，这种基本增长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稳定和强化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是下降的，从15%下降到12%；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39%左右浮动；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39%和49%之间浮动。结论是，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甚微，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稳中有升，且对经济高速增长继续起着主导性支撑的作用。

　　这种三次产业结构增长格局的基本状况，就可以在更深层的经济原因上解释，为什么政府宏观调控关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政策在执行力方面的难度很大。例如关于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排放的政府调控目标很不理想，当然可以在法律法规、资源价格、生态补偿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在目前第二产业如此强劲的增长势头下，并且还需要依赖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主要不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是依赖资源产品、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活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再以控制土地开发政策为例，在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产值拉动如此强大的吸引下，对土地资源的扩张开发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仍然处在急剧扩张性发展时期，由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增长结构或许并非是不合理的，人为地改变结构恐怕很难，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个过程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既然增长结构已经成为影响宏观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改进的思路就应是：在调控政策实施中考虑增加结构性操作；积极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因素

　　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实际上都是在既定增长结构条件下进行的。当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可以基本达到调控目标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增长结构的问题，但如果这种调控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总是较多偏离调控目标，对增长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由此考虑对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进行新的选择，或者进行部分新的选择，就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了。我认为当前思考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及其效率，就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候。

　　首先，应当在政策实施中考虑进一步增加结构性操作的内容。例如利率工具的调控，如前所述，在工业企业利润高达30%的条件下，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很难避免，不断微调利率的办法值得商榷，如果有针对性地提高产能风险大的部门利率，其他部门利率水平不变，效果可能更好。又如政府的房地产管理政策，也需要考虑进行结构性调整，既然高速增长的商品房价格有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市场需求支撑，那么政府除了努力做好规范市场交易的法律法规外，市场房价变化似应不再纳入管理范围之内，政府的着力点应转而放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上。

　　以上分析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因素。在这里，第一需要重视的就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居高不下，并不代表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遍水平，恐怕主要是垄断部门的高额利润拉动，这不能算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政府财政的持续高速增长固然是好事情，但问题在于，大量积累的政府财政对公共需求、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增长没有明显的变化，公众没有从政府财政的大量增长中得到所预期的实惠，这怎么能避免社会公众对政府财富的大量增加持冷漠的态度呢？至于居民收入大幅度低于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的增长，显然很不合理，需要认真改变。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很低，甚至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说明我们在经济增长成果平等享受和避免社会收入阶层过度分化方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收入水平持续较高增长当然是好事情，但不要忘记这三个收入等级的成员始终是中国社会人群的少数，乐观的估计为40%。由此，怎样积极改变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就不是涉及少数人的问题了。如果支撑中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家庭财富和家庭资本的增长、市场繁荣的增长始终只是这40%的人，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和谐发展和稳定持续增长的问题就大了。(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