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雷：关注民生与经济运行模式转换

　　赵晓雷

　　经济增长能否相应地提高公民的福利，是与经济运行模式密切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净出口、资本形成、最终消费这三大需求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最终消费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6年和2007年初，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的人代会都提出了“富民强省”的发展战略，2007年全国“两会”上，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是“民生”。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07年主要任务时，强调必须把握好五个政策原则，其中包括“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四年达到或略高于10%的情况下，民生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一个热点，这固然可喜。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与民生改善似乎还不够协调。事实上，经济增长能否相应地提高公民的福利，是与经济运行模式密切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净出口、资本形成、最终消费这三大需求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最终消费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

　　现阶段，中国经济表现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规模较大(2006年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居民消费率低下、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这样一种格局。据统计，2006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10.7%，而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5%。这种所谓的“高增长、低通胀”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1.经济增长粗放，生产成本和经济运行成本很高，GDP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人均收入及国民财富的相应增长。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0%，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全线上涨，200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5%。从经济运行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尤其是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不健全，加之民事司法制度尚不健全，致使经济运行成本较高。所以，尽管GDP增长强劲，但大部分GDP并未转为收入和财富，而是转为经济增长的成本。收入和财富增长缓慢直接制约了消费增长。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社会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0%上下。据资料，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平均为63.4%，“八五”期间平均为58.7%，“九五”期间平均为59.4%。2000年至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52.1%，2006年将创历史新低。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最终消费率逐年递减使得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需求的增长。2000年至2005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5.3%、36.5%、37.9%、41.0%、43.2%、42.6%，我国经济成为典型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在最终消费率低下、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缓解产能过剩，必然极力扩大出口，形成依赖投资、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

　　由于消费率偏低的约束，CPI的上涨空间非常有限，形成所谓“高增长、低通胀”数据对比。但真正原因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向最终消费品的传递因消费率低下而受阻。在生产系统，一方面是越来越高的成本，一方面是较低的消费率，致使竞争性行业中企业的利润普遍微薄。据统计，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1%，但资源型、垄断性行业占全部利润净增额的52.64%，大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则处于微利或亏损状况。企业利润是收入增长的来源，利润微薄导致收入增长缓慢和消费低迷，经济增长的基础比较脆弱。

　　由于个人财产权利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财富和资产的积累及保全有限，收入预期和基本生活保障不确定性较大，由此所引致的“负财富效应”使得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据世界银行近期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人均财富为9387美元，不到美国的2%，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但仍是一个穷国。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消费不单单是收入的函数。消费支出是由收入加上资产及财富来融资的。资产和财富的积累和增值会降低居民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所以，一些体制性、政策性缺陷可能是引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更深层原因。

　　2.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国际产业转移双重因素作用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份额较大。中低端加工制造业是资本-劳动密集型的，也是资源消耗型的，产品附加值有限。为了平衡成本和收益，这种产业结构唯有薄利多销，需要巨大的产品市场。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条件下，必然转向国际市场。加之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厂商都是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靠外需拉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9.8%，1985年为23.1%，1994年为42.3%，2005年为63.6%，2006年为65%。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76万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3.8%。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在经济对贸易依存度极高的状况下，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需要出口也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国际贸易摩擦难以避免，也使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的脆弱性。一旦世界经济增长趋缓，中国将出现巨大的产能过剩，经济难免进入通货紧缩周期。

　　3.在国民收入分配环节，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有相当程度的扭曲。从初次分配看，居民收入增幅大大低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幅；从二次分配看，政府税收收入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据统计，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4%，分别低于GDP增幅0.3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2006年中国入库税款增长21.9%，比GDP增幅高11.2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1%，比GDP增幅高20.3个百分点。2007年1月，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联合公布的全球纳税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以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八位。在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还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负担较重的生活费用，致使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非常困难。

　　4.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协调状况，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全国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为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并指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为促进经济运行协调及经济结构优化，需要坚持加强和改善

宏观调控。

　　根本的路径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理论依据是存在着市场失灵。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存在着更大的缺陷，诸如市场发育程度低，缺乏有效竞争，外部性大量存在，公共产品供给障碍，价格体系扭曲等等，这些市场缺陷有赖于政府的干预去弥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转型过程中。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经济的市场性因素有很大增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导向趋势已经确定。但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时间毕竟很短，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仍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了对经济发展实行有利导向，就需要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统筹国内、国际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但是，我们在强调政府宏观调控重要性时，还要非常强调对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关系的认识，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的成长和市场发育是一个动态过程，政府干预应该与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过程相适应。另外，由于信息不完全，政府干预也存在着失灵的可能，而且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扭曲市场机制，放大市场失灵。所以，政府调控经济的程度、范围、手段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宏观调控的宗旨应该是弥补市场缺陷，促进市场发育，即建立支持市场的制度，促进市场有效运行。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态势决定了既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又要注重调控方式、工具、手段的经济性和市场性，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所谓调控方式、工具、手段的经济性和市场性，就是要使调控意图通过经济参数(影响价格体系的变量)的传导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进而影响经济运行。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应由各经济主体依据参数变动与自己经济利益关系的判断自由作出决策；而经济主体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自由决策，则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根本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决定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价格水平发生变动，各种产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也发生变动。如果经济主体能自由选择(决策)并对自己经济决策的财务结果负责，那么相对价格变动就能对他们的行为起调节作用，进而对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所以，宏观调控应该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影响经济参数的变动，而不应该主要靠行政手段和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主体的行为。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无论是宏观调控的加强和改善，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都需要着力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004年宏观调控起因于投资需求扩张。中国现在投资需求旺盛的体制性原因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大干快上，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的逐利行为相结合，借助银行贷款进行投资。而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也有扩张信贷的冲动。这种体制性因素并不是宏观调控可以化解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从2003年9月到2007年4月，中国

人民银行9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至11%，加上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加总的存款准备金率达14%左右。大量基础货币沉淀在银行系统，既是金融体系低效率的表现，也加大了银行系统的经营风险。而且，抑制货币信贷增长并没有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支持、投资主要靠信贷支持的模式，反而将小企业贷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票据贴现压下去了。所以根本的路径还是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企业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及社会信用体系、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财经研究所所长)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