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毅怀：我国工业化历史分期及当前政策选择

　　郎毅怀

　　工业化的分期问题，实质上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正确认识我国工业化的历史分期，不仅有助正确把握我国工业化的特点，而且有助于准确找到我国工业化在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更好地坚持和贯彻科学的发展观。

　　(一)

　　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有人认为我们处在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变的时期，有人认为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初期阶段，还有人认为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转折时期。我认为，这些认识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把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的分期理论直接拿来观察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工业化与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差异性。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理论反映了历史上工业化过程的一般规律，但它毕竟来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实践，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和西方“痕迹”。在用它来观察和评判我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宜简单地“对号入座”。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基于两个基本因素：

　　第一、中西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不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一开始就是循着市场经济的路径展开的。在市场机制的整合下，城乡发展大体上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在这种制度下，工业的发展同时意味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化与工业发展大体上同步前进。但我国则不同。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来完成，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市场化的有机联系十分微弱，工业很难把自己发展的影响“自然”地传递给其他产业。同时，由于实行城乡分治，城乡间的经济联系只是经过政府的“行政联系”。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间、工商业与农业间的产业隔绝，致使乡村和农业长期不能进入以大工业和城市为中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因而远远没有被“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工业化，基本上只是城市的工业化；在国民经济的整体上，工业化与工业发展严重不同步，工业化大大地滞后于工业发展。只有当工业化的传导机制生成，我国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用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来评判工业化所处的时期、用工业经济在三次产业间的比重及其涨落来评判工业化水平和阶段的方法，在我们这里却不适用。例如，我国东北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业的比重就达到了50%以上。如果据此就说那里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显然是说不通的。可见，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以近代工业发展为起点，而我国的工业化则以工业化的传导机制生成为起点。

　　第二、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不同。我国的工业化是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起步的。高度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不仅使我国从对外交往中很快学习和吸收了传统的工业文明，而且很快接受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科技文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科技革命成果及其所带来的新型生产方式。信息技术的嵌入，使服务业的战略地位提前突出出来，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的时序大大前移，也使工业化的升级过程大大前移，传统工业化的秩序被打乱，初期、中期与后期的界线在这里变得模糊不清、工业化进程与“后工业时代”也变得模糊不清。简而言之，

信息化带动了工业化，同时也改变了工业化。再加上中国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特殊性和工业化基础参差不齐的特殊性，这就使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较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更复杂，因而也更丰富，——多层次的工业化技术和文化在这里交汇，并融合为一个多元化、多样式而又统一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说，全球化已经颠覆了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环境，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工业化的规律。今后，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工业化，都不会再重复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历程。我们将不可能再次清晰地看到工业化中期与后期以及工业化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传统分界。

　　因此，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分期理论来对我国的工业化历史进行分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不大管用，因而不能照抄。对中国工业化进行历史分期，首先要从中国工业化的实际出发。

　　(二)

　　我认为，我们似可把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1)1949——1984年：工业化的准备时期。旧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当时，工业十分弱小，并集中在上海等几个沿海城市。同时，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时期，还是在

国民党政府治理时期，工业都具有“官办性”和买办性，很难说工业化在当时已经起步。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工业项目的开工建设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序幕。但这一时期，城乡隔绝，工业化只限于城市，而没有进入农村。虽然农民、农业也为当时的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本身却长期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未能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所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这35年是城市工商业孤立发展时期，完整意义上的工业化还没有全面启动。但这一时期毕竟使我国有了大规模的工业、有了覆盖城乡的国有和准国有商业，国家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所必需的物质力量已经具备。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作工业化的准备时期。

　　(2)1984——2002年：工业化的起步时期。1984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在城市进行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从而使改革开放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团大会召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大体上被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在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生活最重大的变化是作为工业化传导机制的市场机制的生成和发展。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工业化的核心、主导和带动力量固然是工业，但靠什么把工业的发展转化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这个传导机制就是市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在工业内部以及在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建立紧密的产业联系，把工业的影响投射和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体系当中去，把工业经济的产业化特征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工业化的起步过程就是它的传导机制——市场机制发育和成长的过程。所以，1984年中共中央做出在城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全面工业化过程的正式启动。到2002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在我国的基本确立，也自然地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行将进入一个动力更强、力度更大、影响面更广的新阶段。

　　(3)2002——2020年：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时期。按照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设想，到2020年，我国将建立起比较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时间可能提前，也可能延后，但从党的十六大算起，经过15年到20年的努力，实现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这个时期就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基本确立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从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工业化的激励和传导作用高度释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对产业发展的整合功能、对城市和乡村的联结功能、对工业化的引导功能都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中国的工业化将呈现出更加蔚为壮观的图景：在市场机制的前所未有的强大作用下，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优势互补，将使经济增长更快、劳动生产率更高、城市扩张势头更强、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更具规模。可以预见，这一时期将是中国工业化力度最强、速度最快、在质量上迅速提升的时期。

　　(4)2020——2049年：工业化的成熟和完成时期。按照国家发展规划，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49年，我们所要完成的，可能不仅要基本包括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完成的初期、中期、后期任务，也将包括他们在“后工业社会”所实现的一些重要发展。

　　(三)

　　今后十几年，是我国工业化的加速时期。同过去的工业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应当是“正式工业化”的开始。这是因为，在过去，我国的工业化缺乏完整的推进机制，大体上是一种有工业增长而没有或少有工业化进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有了大规模的工业，而且有了工业带动和主导其他产业的机制——正在迅速成长和逐步成熟的市场。在这一时期，工业的每一步扩大和提升，都将表现为工业化的扩展和推进。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将是一个系统发展的时期。为了在这一时期顺利推进工业化建设，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把握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坚持

科学发展观，坚持积极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1、坚持积极发展。经过近30年的加快发展，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之一，GDP总量已排在世界前列。但按人均水平计算，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富裕程度仍然排在发达国家和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我们没有任何骄傲和固步自封的理由。在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比照下，随着与外部接触的逐渐增多，我国国民虽然已经走出贫困，但致富欲望却愈发强烈。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体制冲动”刚刚开始全面释放，从居民个人到企业、再到地方政府，从社会到城市、再到整个国家都充溢着强烈的发展愿望。由于已经有了强大的工业、有了可观的社会资本、有庞大的准备进入工业化社会门槛的农村人口、有可资利用的全球化的平台，有了信息化的带动，这种强烈的发展冲动将成为一种巨大的难以抑制的内在张力，使我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要比前些年更快。瑞士信贷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费额占全球消费总额的14、1%。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积极发展”仍然是我们必须的选择，用邓小平同志当年的话说，“发展还是要快一点儿”。

　　2、坚持文明发展。从工业化的成长时期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以粗放性特征拉紧了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间的关系，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之忧。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资源约束问题进一步突显，并同全球工业化大国以及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带动全球经济从过去的“廉价资源时代”向“高价资源时代”转变，石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商品价格迅速做出反应，价格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上涨了三、四倍以上，资源枯竭的问题再次摆到资源消费国的面前。(2)这就是说，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资源需求大大增加，推进工业化正在面临着粗放型生产方式的更大威胁。为顺利推进和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必须实施文明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核心战略。所谓文明发展，就是更多地依靠先进文化、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生产方式推动发展，使发展成为一个体现时代文明的过程。

　　3、坚持和谐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在城乡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鸿沟。在那种体制下，工业经济愈发展，城乡愈是不和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成长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刚刚发挥，调节功能弱，因而工业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财政收入的增加、城市的繁荣，并没有平等地惠及全体国民，社会关系严重偏离了公平公正——权利平等。我们的工业化加速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如果不能很好地加强和改进社会关系建设，这些问题将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迅速放大，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就很难顺利推进，甚至有可能被中断。因此，在工业化加速阶段，我们必须把“和谐发展”作为与积极发展、文明发展同样重要的指导方针来坚持，正确处理社会成员间的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过程。要把建立权利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实现公平正义作为与解放、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的任务来对待，加强统筹协调，既给予人以巨大的经济激励，又注意从政策上促进机会均等、公民权利平等，充分调动和保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4、坚持和平发展。不论什么时候，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民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资源约束不断增强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尤其是这样。因此，和平发展是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工业化加速时期发展的必经之路。建设公正、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互利互惠和双赢的国际经济关系，应成为发展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