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访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

　　-　本刊记者 林铁钢

　　记者：近两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也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带来很大的压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樊纲：人们常常谈论国际收支失衡产生的消极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它有积极的方面，目前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毕竟是钱多带来的问题，英文里称其为a happy problem,是一个幸福的问题，而不是钱少的苦恼。它有好的一面，反映了我们的成长和进步。

　　但是，持续的双顺差也给我们的国内经济，尤其是央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很大压力，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2006年外汇储备增加近2500亿美元，就是相当近两万亿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这对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外国有人说我们采取的是固定汇率政策，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限制。我总是强调我们不同于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我们可以收回货币，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对冲流动性。这几年

人民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措施，比如：大规模地发放央行票据，多次提高准备金率等等。应该说，目前还是有余地的，还没有到危机、过热的地步，通货膨胀率还比较低。总的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坚持了自主性，而且还是有效果的。

　　任何经济失衡都是问题，尽管是钱多带来的问题，但也是问题。长此以往，一定会带来经济的过热，要引起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实现“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使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有利地处理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争取一个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

　　记者：国际收支双顺差并不是这几年才出现，其内在的经济原因是什么？

　　樊纲：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格局是我们经济发展特点决定的。我们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就开放市场、吸引外资。一方面资本流入，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市场小，居民收入低，外资生产的产品基本不在国内市场出售，主要是出口卖到国际市场，我们吸引的外资基本都是从事加工贸易，只搞生产。这些年积累下来，目前我们大约58%的出口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种状况反映了

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色。所以在国际上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强调双顺差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出现国际收支失衡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

　　进一步来看，首先需要分析我们的贸易结构。中国不仅大量出口，同时也在大量进口。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亚洲生产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对美国有大量顺差，但对所有亚洲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都是逆差。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不是由于对美国出口太多，而是由于从美国进口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对许多高科技产品禁运。中国的出口中，生产资料、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一大批东西是在国外制造的，只是在中国加工，有的甚至是最后一道加工，然后贴上一枚“中国制造”的标签。大量的“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结果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对美国的贸易是顺差。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逆差问题，至少要与整个亚洲的贸易“总顺差”相联系加以分析，而不能仅与中国的顺差相联系。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的流入。造成我国美元储备大幅增长、美元大规模流入的，不仅仅是贸易顺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资本的流入。2004年2/3的外汇储备增长是由于资本项目的增长， 2005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只占到1/3，2006年近45%的外汇储备增长是资本项目的增长带来的。这种状况不是汇率因素导致我们的产品竞争力高，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生产效率的改进，市场条件的改善，外资大量进入实体经济部门。此外还有大量的股权投资、

证券投资。再有，许多中国企业增长前景好，在国外融资后也带回大量的外资。有观点认为，我国大规模外资流入是因为国际市场爆炒人民币升值。我认为2004 年可能是这样，但2005年我们恢复有浮动的汇率制度后就不是这样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各种优惠政策很多，大家都到中国来投资。

　　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政策层面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对外资的管理，基本的思路是进来的欢迎，出去的管住，采取了各种管制措施。管理应该是对称的，管出就应该管进。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开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另一方面对资本流入也要进行适当的管理。这样在资本流动方面建立均衡对称的机制，实现收支的平衡。

　　大量的外资流入，导致资金过剩，货币供给过大，使经济很容易发生过热。但是我们这几年虽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一直较低，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也是提高的，这种现象则只能用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导致生产效率提高来解释了。另外，货币当局有效地进行“对冲”，回笼货币，也是解释因素之一。问题在于，如果事态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是否还能靠效率的提高和货币的“对冲”来缓解矛盾。

　　记者：人民币升值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吗？

　　樊纲：国际收支失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汇率问题，它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是货币的问题，也首先不是人民币的问题，而首先是美元的问题。汇率是两个货币之间的比率。

　　从货币关系的角度看，当前的全球不平衡的根源，主要不在我们这一边，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而是美元要贬值的问题，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战后基本上是美元为中心，叫“美元本位”。美元最初还有一个黄金本位制约它，其他货币对美元挂钩，美元对黄金挂钩，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各国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那时美国印票子就多少还是有个硬约束的，但是也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就是美元要贬值。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票子不再能兑换黄金。当时黄金和美元的比率就成了280美元兑1盎司黄金。接着在70年代美元又进一步对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贬值，80年代对日元贬值，就这么一路贬下来，现在轮到了中国。美国的财政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人的低储蓄率、高负债率。根据美联储自己的报告， 60%的美元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任意发放货币。美国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买东西。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而且贬值从来是对美国有利的。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今天人民币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

　　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的国际收支失衡不仅仅是货币的问题，即使是货币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民币的问题，而首先是美元的问题。

　　但是，美国是超级大国，美元做为本位货币的局面现在一时难以改变，美国也绝不同意改变，甚至它可以拒不进行任何政策上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们就会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活动，美国国会还会因为我们不升值而对我们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升值，即通过适当升值来使各种损失的总和最小化。从长远来看，一个高速成长的、通货膨胀率又较低的的经济，必然要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早一点小步调整，渐进式地实现升值，比长期不动最后问题积累太大不得已一下子大步升值，要更少风险，更少震荡。

　　记者：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外部失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内部失衡，您认为从国内方面分析，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樊纲：从国内方面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内劳动成本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从统计数据上看， 1994年到2005年，我们在制造业当中的劳动生产力平均每年提高 11%～12%左右，而我们的职工货币工资每年提高10%左右。这一统计数据还主要反映的是正规部门、国有职工、外企职工的工资变化情况，而占中国劳动力主要部分的大量的民工的工资，过去20年基本是停滞的，增长幅度很小。这是市场经济本身、是竞争造成的，不是人为压低的结果。我们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市场激烈的竞争会把工资压得很低，这种趋势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尽管近期有报道说我们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短缺，但我认为这都是局部的，是这些地区土地成本、生活成本提高很快，而工资水平20年没有变，这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如果往内陆走几百公里，劳动力依然很多。中国有局部的问题、有结构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压低了劳动力价格。

　　外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些分析家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正是通过人民币升值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但是，如果通过提高货币汇率来提高劳动成本，我们的成本在外面提高了，在内部却并没有使农民工获益，民工不会从汇率的变化中得到任何的好处。相反，如果汇率升值过大，导致出口增幅下降过多，还会减少就业机会的创造，使得农民工的境况更差，收入差距也不会因此而缩小。

　　劳动工资是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政府不能干预，也不应该加以干预。但政府可做的一件事是强制推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在农民工当中的覆盖率在近期内就获得大幅度的提高。这样劳动成本提高了，外贸不平衡缓解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总体上也提高了。

　　记者：消费与储蓄比例不协调是否也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樊纲：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 当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现在国际、国内有一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的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似乎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政府采取政策鼓励人们多消费，就可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达到人均接近4万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中国人没钱。在国内，人们现在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是收入水平低而不是消费水平低。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医疗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消费的增长绝不可能靠刺激农民的消费。而农民收入的提高，则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的增长，包括投资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而显然不能靠政府补贴来实质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 40%左右的储蓄率确实有其原因的。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有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是导致人们储蓄率过高的原因，这都是对的。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发展与改革，所以不可能指望在近期内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消费。

　　人们总是笼统地说，中国的消费率低，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消费率并不低，多年都保持在20%～25% 的水平。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居民可用作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从过去的67%左右下降到目前的 60%左右，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在大幅度提高，政府从不到 9%上升到目前的20%多，企业从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8%。

　　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税收制度存在问题。另外，从企业方面来看，企业效益好，利润率高，这是好事情。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企业的利润率有大量虚高的部分，这是我要强调的问题。高的部分是应该缴纳的资源税或者是租金没有缴纳，我们的资源是白给企业使用的。在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要开采全民所有的资产，首先必须通过竞价交一笔特许权费，另外要缴资源税。而我们的资源税很少，主要用于调节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根本称不上是资源税。我们现在增长比较高的行业主要是石油、煤炭、电力、电信等等，有统计说60%的增长来自这些部门。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学的概念，这部分溢价应称为租金，而不是税，这不是企业的利润，而是外部因素造成的。我们现在很多资源价格比国际市场低，这样既造成资源浪费，又造成这些部门的垄断利润。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者的资源成本提高了，可我们企业的成本没有提高，还是那么多，这样造成利润率高，这实际不是企业竞争力强导致的，而是企业该缴的租金没有缴。这部分如果缴给国家，政府就可以减税，比如降低所得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会提高。所以现在存在机制扭曲，在资源税这个问题上，导致企业利润虚高，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结果导致消费储蓄的比重失调，储蓄太多。现在总储蓄中，企业所占的部分已经基本上与家庭所占的部分持平，大概居民占40%，企业占38%。个人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企业的收入如果不进行投资，它的储蓄就会变成了外贸顺差，形成净储蓄。

　　记者：这样看来，国际收支失衡不仅仅是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也反映出国内经济发展存在的许多问题。

　　樊纲：是的。我们在分析国际收支问题时，要从内外两方面来思考，要把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内部的问题，比如资源利用率低下，投资率过高，劳动力成本低,消费率过低，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等等这些问题，都跟我们的外部失衡问题是相关的，我们只有解决了这些内部问题，外部问题才可以得到根本上的化解。这些问题要综合考核，同时采取措施。解决外部失衡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是一个一般均衡的问题。国际收支平衡、投资、消费、储蓄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分开说，它们是统一的，最好的办法是几方面同时着手。

　　要消除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外部失衡，实现基本的国际收支的平衡，显然不是一个部门、采取一方面的措施所能够实现的。它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入手，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在体制和政策上进行综合的调整，才能实现。除了在外贸、外资、外汇等方面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外，我们还要扩展思路，在一些看起来不相关的领域进行调整，用国内经济体制上的改革或经济变量的调整，来促进外部经济的均衡。

　　记者：这几年不仅是在中国，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加上技术进步的影响，通货膨胀作为衡量总供求平衡的指标已经不太灵敏。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目标？

　　樊纲：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出发，货币政策仅仅盯住单一目标是不够的。不论是物价变化、经济增长率,还是就业率，或者流动性，都不够。我们的经济还处于转轨阶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不灵敏，没有一个指标可以覆盖所有的情况，很多指标之间是隔绝的。技术进步推动成本下降，同样的成本下供给增加，货币再多通胀一时也体现不出来。也就是说，同样的单位投入，增长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如果跳过这些环节仅仅看通货膨胀的指标是不够的。

　　我们宏观经济的很多问题不是体现在短期的通货膨胀上，而是体现在过剩生产能力、坏账增长、经济周期波动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财产的通货膨胀，过去大家都比较多地关注产品价格，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的教训都说明，仅仅关注CPI是不够的，也要看财产价格，就是楼市、股市。

　　货币政策是一项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平稳运行，控制通货膨胀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控制经济不要过热，不要有大起大落，物价变动、资产价格、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等等，都需要关注，这些都应在货币政策决策者的视野之中。比如，过去半年来，因为股市高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提高，这一方面导致货币流动性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货币总量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构成，另一方面可能形成资产泡沫，实体经济产生过度投资，从而发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美联储也不仅仅是看通货膨胀的指标，实际上失业率、增长率都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记者：国有银行改革在过去一年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您认为银行业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樊纲：国有银行改革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建立了好的机制，改变了公司治理结构，银行不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还要继续向前走，目前只是改了大银行，还没有成立许多学者一直呼吁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型民营银行、地区性银行。现在在农村有了一个突破口，如果发展好，也不可小视，将为乡镇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金融改革应该尽可能为经济发展服务。应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发展，不能光讲问题不发展。世界上一些大的银行都是私人银行，都是民营银行，都是从地方的中小民营银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搞。大量的中小企业指望不上大银行为它们提供服务，我们的大银行成本太高，不适合中小企业。应发展服务地方的产权清晰的金融机构。

　　记者：在金融改革发展中，风险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樊纲：银行、金融部门就是风险高的部门，发展金融就包含发展风险监控体系。过去农村信用社、银行出问题，是因为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再加上它自身也缺少约束机制，当然就会出问题。

　　在产权清晰、监管严格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风险控制系统，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从整个金融系统来看，现在的风险还是比过去小多了，最近几年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银行建立了风险控制体系，债券市场、资本市场都建立了一系列监控机制，比五年前好很多，现在股市运作与五年前相比也规范多了。

　　从未来看，必须认识到我们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体制转轨中必然存在很多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风险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消化，还需要公共机构，比如协会或者政府的参与，监管体系应该是立体的，有政府、协会、市场等等方面。

　　我要强调的是，民营企业自身也有很多风险，特别是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第一代的投资者、第一代的炒股人，他们本身有很大风险，成功后盲目性强，没有经历过市场风险的教育和多轮的市场波动的洗礼。发达国家都是经过了多轮的市场波动，对市场风险有深刻的认识。现阶段我们的市场波动大是正常的，我们大概需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才能成熟。股市大波大动非常敏感说明市场有进步，投资者意识到有涨就有跌。我们的市场处于从风险较大阶段向风险较小阶段逐步过渡的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初期阶段的市场风险很大。市场的监管者和投资者对这种市场变化也要当作正常现象，当作发展的正常过程，减少干预。对发展的市场、发展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种更全面的观点，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短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