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中国何处着陆

　　最重要的问题是，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为什么过去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可以转变到更好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自主创新体系

　　上篇文章谈到，在中国新的经济模式中，转变出口导向增长方式和建立创新体系非常重要。这些讨论揭示了关于中国经济新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当前的发展目标是多重的，与其他许多市场经济体过于看重GDP增长不同。而且，即便是追求范围较狭窄的目标，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经常会失败。第二，“一刀切”的做法几乎不可能成功，把西方的制度安排直接移植到中国将会是一个错误。第三，市场经济有许多不同的模式，美国模式、斯堪的那维亚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第四，许多制度设计方案不是基于特定国家的现实，而是来自一种学院性的理想化。这些制度可能会获得一些极端群体的支持，却无法付诸实践。第五，制度细节常常是至关紧要的，“魔鬼藏在细节中”。第六，初衷良好的政策往往可能引发不合意的后果。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可能产生未预期到的新问题。

　　基于以上六个原则，我将对中国“十一五”规划实施中的几个问题加以评论。

　　——产权。有些人认为，中国需要强的产权制度，甚至政府工作的全部就是执行这种强产权。但是，产权制度的核心，在于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以及社会对这些权利和责任所施加的限制。

　　同时，其他权利，例如工人和消费者的权利，得到的关注却往往过少。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权利更为根本，它们能直接影响公民的福利，而产权只是工具性的，其重要性来自其经济结果。

　　加强产权的动机之一，是中国地方政府征收征用农民土地时，可能并不给予公平的补偿。这显然是需要纠正的。但如果设计不当，例如允许个人凭土地来借贷，则农民不能还贷时就将失去土地权利，结果反而可能导致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

　　——税收政策。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必要再给外国企业以一般性的税收优惠。但简单的“两税合一”可能不够。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细节，例如与折旧及其他支出因素等相关的规定。许多西方企业都精于避税，即便法定税率是25%、30%甚至更多，它们也几乎不用纳税。

　　另外，消费型增值税忽略了环境影响，而且是累退性的(因为低收入者会消费掉其收入的更大份额)，会挫伤消费积极性。因此，它对其他经济体而言，可以鼓励储蓄，但对中国毫无意义。中国应该实施的是炭税，并应设计鼓励资源循环利用的税种。

　　——金融市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的目标，是实现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保护借贷者和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竞争，并确保信贷的可得性。

　　对银行尤其外国银行而言，总存在“挑奶皮”(cream skimming)的诱惑，为大企业提供充足的贷款，却很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在确保信贷可得性方面，中国的监管可以采取多种不同方式的组合，例如建立专业性的银行和信贷机构，对获得服务不够的社区和产业实施类似美国《社区再投资法》那样的信贷要求，以及提供部分保险或有限补贴等。

　　金融市场自由化可能会导致更快的增长，但也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即便是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03年的研究中也意识到，资本市场自由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只带来了风险，却没有回报。中国在放开金融和资本市场时必须非常谨慎。

　　——社会保障。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缺乏。但设计一个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很不容易，在高度竞争的全球经济中尤其如此。过去，企业不光要生产，还要提供社会保障服务。全球竞争环境下，这两种职能必须分离，意味着政府必须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具备资源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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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城市。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中，中国对市场局限性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充分，土地利用方面尤其如此。在大多数西方国家，

城市规划至关重要，因为其外部性太大、问题太复杂，无法通过简单的价格体系来解决。当然，规划也可能成为腐败的一个来源，除推动政府良好治理外，别无他法。

　　——信息体系。跟私人部门的情况一样，政府官员也有动力隐瞒信息。在公共部门中，有必要建立多种不同的信息渠道，富于活力的、负责任的媒体就是其中之一。

　　大约30年前，中国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中国已经过了多半路程。河对岸有些什么，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里有市场经济的许多不同模式，可供中国着陆。选择哪种模式，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