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体制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层级结构

　　韩庆祥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30年的历程。其中既有让世人震惊的成就，它使我们对改革开放满怀信心，也有让国人警惕的“问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分析成就的原因，寻求“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味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就是为“人”推卸责任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暴露出不少问题。每当人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大都从体制上找原因，几乎得了体制依赖症。不能否认，确有不少问题与体制有关。然而我的观点是：体制是由人来设计、建立、运作、评价和改造的，人是设计、建立、运作、评价和改造体制的主体，人是什么样的，体制就是什么样的，今天的某些体制堡垒难以攻破，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体制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固守这种体制，这里，体制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一味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就是为“人”推卸责任；体制形成之后，会反过来影响在这种体制中活动的人，体制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是什么样的，体制问题不解决，人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里，人的问题又是体制问题，所以，体制与人是互动、互生关系；有比体制与人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决定体制，体制决定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当然人们的行为与观念反过来又会影响体制与社会层级结构；因而，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即不应只在制度和体制决定论上停止不前，应把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传统社会层级结构问题上来；在当代中国，有许多根本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从深层来讲都与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

　　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特征

　　社会层级结构，原指在传统社会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形成的权力层级结构，后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因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和身份层级。

　　在中国农业社会，每个个体的人的力量是相当有限与脆弱的，他要生存，就必须依附于一个共同体，也必须让度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需要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并集中各种资源进行管理，需要个体服从统一管制。这种强调集权、集中与统一、服从以及权力管制必须通过一种社会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来体现，这就逐渐形成了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

　　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整个社会不同程度上采取的主要是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权力运作体制。一切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一切指令相对容易向下贯彻，自上而下传达上层指令相对通畅，自下而上反映底层意见会相对遇到某种阻力。

　　其次，在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层级。中国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都存在着层级，但存在的结构、方式不同。在

　　在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政府之外无市场、无公民社会；传统政府权力属于金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这种层级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权力至上、等级身份、管制约束和人格依附，意味着对某种权力制衡不力。

　　第三，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具有以下特征：个人权利服从权力；身份挤压能力；权力高于规则；重服从轻自主、重管制轻服务；一元主导排斥多样个性。

　　虽然我们不断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但许多理念与政策不同程度上依然是通过这种社会层级结构运作的。各个领域不同程度上存在的社会层级结构具有消极影响：一些先进的理念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一旦通过这种社会结构来运作，不同程度上会遇到阻力。社会层级结构是分析解释当代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的一种理论框架

　　社会层级结构是分析解释当代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的一种理论框架。为什么会造成一些权力的市场化？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层级结构中，政府的权力具有管制作用，权力依然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不仅掌管着许多资源，许多资源都要靠权力来配置与管制，而且还要占有许多资源。现在许多地方实行的仍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创造性人格不足有关，后者又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过于对人进行管制、而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有关。

　　能力恐慌，说到底，与权力高于能力有关，权本位的价值观容易助长那种排斥“人力”服从“天命”的“前定论”、“给定论”和“命定论”，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不发达。政府职能缺位、越位，仍然与权力至上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往往固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反而不注重供给与服务，也就是说它重管制轻治理、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

　　本来，在市场经济领域，主要靠“看不见的手”来追求效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各种环境，然而一些政府官员却使权力市场化了，这叫做“越位”；本来，在社会公共领域，政府既要追求公平，又要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却以权谋私，对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调节不力，服务不到位，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叫做“缺位”。公民社会不成熟，也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使民众过于依附与服从于政府权力而缺乏平等独立的人格、创造个性和参与精神，也往往使一些个人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存在着社会不公平且不和谐的现象，其根本原因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有关。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一定意义上会导致权力的市场化，权力的市场化必然导致公正理念的缺失，公正理念的缺失必然引起分配秩序的混乱，分配秩序的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必然产生社会分化，进而必然产生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

　　构建相互制衡的分权型社会结构

　　正因为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必须改造它。广大人民群众是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主体，但就当今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与复杂问题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是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主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从许多方面入手逐步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取得了可喜成绩。对此我们应充分肯定并满怀信心。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不断超越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进程中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国问题存在的世俗基础，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勇气和能力。

　　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就是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构成的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纵向权力控制、但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集权型社会结构，转变成注重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力量横向沟通、相互制衡的分权型社会结构；把政府权力一种力量分化为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相辅相成的力量。这种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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