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宏观经济运行偏紧

　　尽管政府加快了宏观调控的步伐，但是经济仍然逆政策而行

　　今年一季度GDP的快速增长表明，宏观经济运行偏紧。经济紧运行的主要标志主要不是GDP的增长速度在加快，而是增长主要仍然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同时，尽管中国政府于今年加快了宏观调控的步伐，但是经济仍然逆政策而行。

　　目前的宏观调控只能暂时降低经济发展的热度，却难于消除造成经济过热的根源。近年来宏观调控的结果是，全年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先快后慢的格局。与前两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峰值出现在第二季度不同，今年一季度GDP增长就高达11.1%，仅次于去年第二季度11.5%，在过去十年中位列第二。今年第二季度GDP增幅高于第一季度的风险依然存在。

　　自去年年底政府提出“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策略以来，经济发展仍然“快”字当头，而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没有改善的迹象。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长27.8%，快于去年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3%，虽然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5个百分点，但已经从去年12月的13.8%，快速回升到了今年3月的26.8%。

　　相比之下，政府刺激消费的努力却见效不大。今年3月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了15.3%，高于去年同期的13.5%，但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去年3月的CPI为0.8%，而今年为3.3%)，真实消费增长甚至略低于去年同期。消费的相对较弱离政府平衡增长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控制贸易顺差被列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然而，今年第一季度的外贸顺差高达4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左右，出现了外贸顺差越控制增长越快的局面。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外贸顺差的高增长是

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主要来源，到今年3月末，外汇储备超过了1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量累积使得国家的外汇政策越趋被动，人民币被迫升值的风险在增加。外资的净流入恶化了国内的流动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中国政府希望能够稳定

房价和资产价格，但结果却是价格的更快上涨。例如，2007年3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9%，涨幅比上一月高0.6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的紧运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首先，这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固有特点。传统增长模式的基础是要素价格的扭曲，这样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支持投资增长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资金成本更推动了重化工业的较快发展，而重化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政府为了增加就业不得不依赖于更快的经济发展。

　　第二，出口与投资增长有可能继续加快。出口的快速增长部分是由于内需的不足。然而，从去年开始的企业利润高增长表明，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在不断增强。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升值已经超过了6%，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很多专家认为产能过剩可能会导致企业利润的挤压。但是，各方面的利润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不但没有被压缩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6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31%；今年前两个月，同样的利润增长速度更提高到了43.8%。同样地，上市公司的业绩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今年已经公布2006年年报的1163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盈余增长了49.1%，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2.6%；其中盈利企业占93.6%，也高于去年的88%。利润高增长将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预期，推动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

　　第三，资产价格的上升也吸引了大量企业上市。去年仅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就募得资本金290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41家中国企业海内外上市共筹资141亿美元。如果这些资金全部用于国内投资，对投资所产生的带动效应将是巨大的。

　　第四，同样受成功的IPO影响，中国银行业的可贷资金充裕，有可能导致新一轮信贷增长推动的投资过热。今年第一季度银行业新增人民币贷款1.42万亿元，一个季度就完成了全年新增贷款的一半左右。

　　中国宏观经济的紧运行状况亟待缓解，否则经济硬着落的风险将会增加。宏观调控在防止经济过热的同时，更要降低经济增长的刚性，要做到这一点，宏观调控需要着眼于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两个方面，用市场力量代替政府力量来调节资源的配置，而所有这些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结构调整的核心在于逐渐消除非价格壁垒，如城乡壁垒(取消户籍制度、推动城市化进程)；国有企业对资源的垄断；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的滞后；财富在国家与居民之间的再分配。

　　——价格改革包括国内价格(如资源价格、工资和利率)改革和外部价格(即

汇率)改革，使之逐步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

　　——转变政府职能是一个老话题，但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结构不平衡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长期干预的结果，但结构不平衡反过来又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随着传统增长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将会出现一个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为主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主调节经济的拐点。财政支出结构也必须从“与民争利”向“让利于民”过渡，实现民富国强合二为一。

　　作者分别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区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