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我是天才因为我简单

　　按照他的说法，“我比别人错得少，是因为我思想很简单。”大约天才是这样的，在想法上专注而简单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傅小永

　　访张五常是与他的太太——苏老师约的。采访当天，天正蓝。远远看见他太太向我们招手，然后指了指前方——张五常在三四米开外，背过身去，一袭黑色风衣，白发蓬松，风掠过，白发也随着轻轻飘动。

　　张五常是不寒暄的，握手，然后就是沉默。等到采访开始，才发现他讲的全是粤语，声音低沉，语速很快。而一旁的苏老师稳稳接住，几乎是同声传译，转成普通话，而且神情兼备：张五常说到愤怒时，她表情沉重；张五常说到欢快时，她也边翻译边笑出声来。苏老师是澳门人，在台湾长大，在台大毕业后赴美留学，几种语言都等于母语。据说，也只有她的翻译才能让张五常放心。

　　说话的时候，张五常不太看着你，常常是望着一个方向，不停地说，像是出了神。大概他平日里也经常是这样。记者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跟他走过一片闹市区，品牌店的叫卖声、CD店的音乐声，嘈杂不堪，空气中还飘散着炒板栗一类的香味，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吸引张五常离开自己的内心。他还是低着头，一板一眼走路。

　　按照他的说法，“我比别人错得少，是因为我思想很简单。”大约天才是这样的，在想法上专注而简单。

　　但他也会突然盯着你，手上也做起动作来。比如，记者问他，80年代是不是你对中国最用心的时候，他马上激动起来，抬高声调，“现在我更用心”，顿了顿，望着你，表情认真。让你突然觉得：他其实很想和人交流，他其实渴望自己的想法被理解。

　　但很多人恐怕是很难理解他的。他对福利制度、最低工资这样一些人们为之欢呼的制度是那么反对；当一部分人对市场化改革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对市场的推进是那么坚定；好像公平、正义等等词汇都没有纳入他的思考。他是典型的经济学家思维，只看结果的。如同他说，“习惯上，谁说农民苦，好像谁就更关心农民，所以大家争相说农民苦。”他也说，“有时候看起来是好心，但好心可以做坏事。”多么冷静，冷静得会让很多人受不了。

　　有人批评他，说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他却说根本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什么；记者问他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让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们常用的一套语汇在他那里完全不起作用——所以，干脆也懒得回应别人的各种批评。

　　尽管他毫不讳言，“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跟踪了那么多年，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知道得多”；尽管他对中国的解释被很多理论家认可；尽管他对中国的进程曾经有无比精准的推断；但毕竟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外，他对中国的判断是不是因此有些和民众的常识脱离？比如，他反对福利制度，是因为“西方的福利经济——例如最低工资、工会保护、劳工法例、综援政策、社会医疗等——搞得一团糟”，但问题是，目前中国的福利是太多还是太少？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方面是太多还是太少？

　　公开反对福利制度，私底下自己却做慈善。他捐了两笔钱，一笔给美国大学，送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读书；另一笔捐给中国，比如捐给一些大学的学生。他说，他是知道底层辛苦的，但他更愿意拿现状和历史比，而不是与理想的境界比，因为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

　　似乎是出于对智力的骄傲，他喜欢说某个人是“很蠢的”，但也没有特别贬低的意思。他笑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很蠢的，我对中国很乐观的时候，他们悲观；当我感到担心的时候，他们又认为一片大好。他们搞数学的，他们不懂，不懂的。”

　　“对于中国，我开始有些看不清了。”他说。一个71岁的老人，如此焦虑地讨论国家、讨论人民，让人有一种肃穆的感觉。

　　他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听他说起来，一些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好像都是小后生。他也说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比如杜润生，“他是好的，中国真的是有一些好的学者，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当听说杜润生老来身体不好，他马上说，“他需要钱吗？我有。我真希望能帮助他。”

　　张五常的兴趣广泛是众所周知的，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围绕着咖啡厅的钢琴转了几圈，他的太太苏老师悄悄对记者说，“他很喜欢钢琴的。”

　　“他兴趣这么多，跟他一起生活会很开心吧？”记者问苏老师。

　　“和天才在一起都是累的，”苏老师笑起来，“要不然你试试。”

　　话音刚落，张五常牵住她的手，一起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