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竞争是通往繁荣与和谐之路

　　竞争既是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和谐社会的内在因素。只有竞争才能不断做大社会的大蛋糕，才能使得劳动力、资本拥有者和土地占有者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

　　-冯兴元

　　德国西部地区在二战后，本来有机会选择计划经济，但是，当时的首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顶住社会压力，竭力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大举清除纳粹德国留下的中央统制主义经济。他一度到了孤注一掷的地步。如果他当时奉行哪里的呼声最高，政策就转向哪里的民粹主义(populist)做法，而放弃坚持与市场兼容的经济政策原则，德国就可能没有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

　　艾哈德在1957年撰写了享誉世界的名著《Wohlstand fur Alle》，该书名也是其著名的政治口号。中文意思就是“全民富裕”，或者“共同富裕”。可惜许多中译者把它翻译成了“大众福利”或者“大众的福利”，而且成为约定俗成的用语。与其相比，1958年英文版的译者对德文书名就吃得很透，两人把它翻译成“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也就是“通过竞争实现繁荣”。此可谓一语中的！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因其译自英文版，取名为《来自竞争的繁荣》，此为自然逻辑之所致，不可挑剔。

　　艾哈德是德国著名的弗莱堡学派思想的皈依者，坚信竞争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竞争可以带来“全民富裕”。他恰恰反对福利国家理念意义上的“大众福利”。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标。当时初期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引入竞争。在此意义上，邓小平的理念与艾哈德是一致的。

　　可惜的是，德国在实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奇迹”之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社会福利开支负担沉重，劳动力市场最为刚性。其当前版本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完全走向了原初的“社会市场经济”设想之反面。市场经济被穿上了福利国家的紧身衣，原来的“小国家，大社会”设想被抛弃。有趣的是，在德国，一方面市场竞争的自由度因为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和繁琐的相关法规而大为弱化，另一方面，政府的自由度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大受限制。

　　目前举国齐声高唱“再分配”进行曲。有几人知道，近三十年来辛辛苦苦培育的、脆弱不堪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近年来已被蹂躏殆尽。更有几人知道，多年培养的些许规则意识一旦被完全损毁，要重新培养这些非正式制度，可能得花费几十年之久。民粹主义和经济统制主义不是一条通往幸福生活和大国崛起的康庄大道。

　　我国正在大力创建

和谐社会。其基本内涵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初看一眼，竞争似乎与和谐社会水火不容。 仔细体味，竞争既是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和谐社会的内在因素。竞争给人带来心境的不和谐，此话貌似真理，其实似是而非。没有竞争，才给人带来心境的更大不和谐，就像一潭死水，属于细菌大肆繁殖的温床。社会也一样，失去了竞争，就失去了活力。没有一点竞争，社会就是死海，属于繁殖寄生虫的“天国”。竞争充分的社会，才是充满活力的社会。没有竞争，人不能尽其才，(财)物不能尽其用。

　　竞争带来繁荣，经济学家已经对此做了严格的证明。竞争与市场是难兄难弟。只有竞争才能不断做大社会的大

蛋糕，才能使得劳动力、资本拥有者和土地占有者，通过其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投入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也使得政府能够在个人权利保护和公共选择框架内长期获得较多的税收，用于再分配。而且再分配既要受制于“民主法治”的总体要求，又以再分配前后的社会成员相对收入结构不发生扭曲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和“安定有序”。

　　此外，竞争的社会和竞争的市场可以容纳最大数量的中小企业，无论是国内国外，中小企业容纳了最大部分的就业。我国近30年来的经济市场化和经济竞争使得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更为关注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可能。

　　竞争已经成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素。和谐社会需要竞争，竞争的社会才是波普所探究的“开放社会”，也是我们所应追求的社会。在中国，我们目前似乎还没有建造好真正的市场经济大厦，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超越改革时代”是不现实的。大厦既然尚未竣工，同志还需继续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德国维藤大学经济文化比较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