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素质的人才都配置在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无疑会更加增加这些行业的寻租机制，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机制将陷于瘫痪之中

　　-陈宇峰

　　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与其说是历史遗留的人才高素质所导致的，不如说是那些不受节制的垄断特权在作怪。2006年，中国银行业的经济效益一片红，全年收益率在50%以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还强行向储户的基本服务项目收取银行卡年费、跨行查询费等等。尽管他们一再宣称这些是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行为，但对民生有如此影响力的收费项目竟然在没有任何正式法律的监督与审核程序下就顺利实施了。年前，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一次吹风会透露，2007年水、电、煤气的价格也要全面上涨，以扭转这些企业的亏损情况。

　　实际情况是，某些垄断企业的高工资已经占据企业相当大部分的成本支出。据当时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来看，一个普通抄电表工的年收入都已经超过了10万。如果真是属实情况，那么其他人的工资将会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维持如此高的工资支出，无疑会影响企业的效益。

　　按理说，这些垄断行业的企业应该维持在一个低收费、低利润的运营状况，超出的利润应该收归国家所有。国家再以各种转移和补贴的形式来增加公共产品投资，以弥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各种问题。但改革之后中国的情况相反，垄断行业基本维持在高收费、高利润的状态，而这些利润很多都没有上缴给国库，大部分留存在企业内部，名义上是作为企业再投资发展之用。但实际上，都被分割为红利分给员工。这也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央企红利”问题。“央企红利”的存在，使得同样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同样的工资水平却有了天壤的收入差距。

　　或许我们大家对垄断行业工资悬殊的危害性，还仅仅停留在社会的公平感和正义感之上。为什么同样的努力和能力结构下会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呢？但这还只是一个比较静态的认识而已。实际上，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这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德瑞·史莱弗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才的流动是沿着工资的方向往上走的。一旦某些行业出现高工资的时候，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就会向这些行业移动。很显然，如果这些高工资的行业是在那些富有创新潜力的高科技行业，那么高素质的人才流向这些行业之后就会大大增强这些行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创新性很强的社会结构。但是，如果将这些高工资的行业配置给垄断行业呢？情况又会如何？史莱弗教授认为，这就会形成一个典型的寻租性社会，人人都想挤入到这些垄断行业中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的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得多。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象，连高素质的人才都配置在这些寻租性的行业，那么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无疑会更加增加这些寻租机制，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生产机制将陷于瘫痪之中，整个社会则向一个更差的均衡点演进。

　　一位老师曾告诉我，一流人才应该留在企业，那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二流人才留在大学，教育关乎国家的长期发展；三流人才留在政府和各种公共事业部门。这是一个最佳的社会人才配置体系，但与中国人一直以来的精英社会治理思维有很大的出入。精英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危险。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美国长久不衰的经济实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有庞大的精英群体在支撑着它良好的创新能力，使其在竞争中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

　　把社会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务性的公共部门或者各种垄断行业，这些精英既能创造出经济奇迹的能力，同样也有摧毁经济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摧毁能力要比一般人更强。因此，腐败、贫穷、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社会结构的常态。这种社会结构是极度危险的。如果任垄断行业高工资发展下去，可能扼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