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我们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金融问题

　　新浪财经讯 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论坛”在广州鸣泉居凯旋宫会英殿隆重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论坛的盛况。本次论坛的的主题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经济学界部分有识之士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背景的民间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作主题发言：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了，时间也没有多少了。我发言的题目是“金融弱国的应有思维”，副题目：关于亚洲危机的反思，对此，有大量的文章，我觉得国外的学者比国内的学者分析的原因、教训深刻、全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还有日元和美元的汇率的变化。哈佛大学的教授还专门提到是国际游资不能辨别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好风险、坏风险等等。我在想，我们分析原因与教训，就要总结出几条东西出来，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是就事而事。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是结果。

　　这些国家目标都是一样，可以说都是“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方向，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过不去？实际上都是在解决转轨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及制度政策的配合协调问题。更多的不是探讨方向。我们要什么，其实我们都明白，1979年改革开放一开始，应该说方向就是明白的，不过手段有些朦胧而已。 对亚洲危机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思的角度也有不一样。我认为从经济学理论意义上反思不大，我们要反思的是政策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我给大家念一段外国学者的话吧，哈佛大学经济学有名教授迈昆在《比较》杂志有一篇文章，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宏观经济学家，一类是应用工程，一类更倾向于科学”。

　　工程师更关注的是解决问题，而科学家们的目标是阐述世界运作的规律，宏观经济学的科学和工程这两个部门存在的巨大鸿沟，对所有从业者而言都应该是令人沮丧的事实，最近以来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无论是来自新古典学派，还是新凯恩斯学派，对实际政策操作的影响都几乎是为零。美联储梅尔耶关于经济政策和波动的分析非常深刻而精巧，但是丝毫没有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痕迹。“从宏观经济工程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陷入了歧途。”这是他对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价。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金融强国和金融弱国的分析。我提出有没有金融强国、有没有金融弱国的概念？我认为有。从现象来看，用指标刻划，因为时间关系，我点到为止，在座都是专家。(1)一个货币的国际化程度；(2)汇率的自由化程度；(3)国际比较下一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及融资能力；(4)金融服务收入占GDP的比例；(5)对外金融资产的规模；(6)金融市场的弹性以及风险消化能力。如果从这些指标来看，我们能够概括出，一些国家很强，有的国家很弱。但是就是按照这些指标来分析，有一些国家的指标很好，照样是遇到了危机。因此就要深入分析了。

　　插一个事实。我们中国97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门关着。国际金融组织和我们内部人都认为，如果开门，我们问题根本不比人家少，更多，我们是门关着的。另外，我们是在泰国经济危机以后开金融工作会议的，我们是1997年初，原央行行长戴相龙向中央汇报，我们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四月份中央决定成立文件起草小组，来研究十一月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所以我们说，党和政府是驾驭宏观经济、防范风险的能力意识明显提高了很多。二月份汇报，四月份决定，十一月份开会，此期间爆发了危机，无非是危机爆发给我们有清醒的警示。

　　大家回去可重新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当时的讲话，讲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有些国家在危机中，不打一枪一炮政权被更迭了。所以当时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97年的会议是党史中央召开的。那次会议文件标题就是“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实事求是地说，重点是治乱，是防范和化解风险，重点不是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过了98年到02年的紧缩，慢慢认识到很多问题要彻底解决，仍要加快改革。就上面提到的“指标”，东南亚一些国家指标好，照样出事，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因此，到底什么是金融强国？我想也可以进行定性分析。我认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能力，这个能力强就是金融强国，能力弱就肯定是弱国。你这个能力强，意味着你的门全面打开也不出事。门打开出事就说明你仍是金融弱国。所以指标好，又不出现危机的，就是强国，反之就是弱国。另外从市场资源的配置角度出发，指标很好这是最好，但是这是一个理想目标，我认为要达到这个结果，需要很多很多因素，有金融因素，有非金融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包括民主的进程和一国政府对危机苗头的处置能力。这些东南亚危机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我不细分析。

　　因此我想说，我们目前肯定不是金融强国，是金融弱国，虽然我们现在的经济整个看好，但是仔细分析，是金融弱国。弱国如果说要更快的达到这些指标，我认为不能仅仅是徒有形式，用中医的话来说“虚不受补”。这是我想讲的一个观点，就强国、弱国来分析，要先看清楚自己是谁。 第二点标题是，弱国转强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开放思维。大家回忆一下，世界经济近130多年来，已历经二次经济全球化。第一次1870-1914年45年。后来三十年两次世界大战耽误了。

　　1945年二战结束，到现在60年，上个世纪后25年，就是1975年开始全球化速度加快。各种资料证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国与国不平衡加剧，差别加大。世界银行分析中等收入国家的三个陷井，也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世界的不平衡加剧。世界不平衡意味着什么？弱的国家越来越弱，强的国家越来越强。那么从常理出发，一个很强的国家、一个很弱的国家，两个打仗，说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来打行吗？就是这么简单。反过来说，中国人的三十年干的很漂亮，我们想崛起，我们必须有不同的思维，绝对不是按照已有的游戏规则来做。

　　我认为，不平衡下的金融弱国，用同一个游戏规则来竞争，不可能转化强国，美国前财长鲁宾，这个人很善于思维，很爱好哲学。他说，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不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的制止，或者对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几乎在发展中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金融危机。

　　咱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影响群众情绪的收入分配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不有能简单“闯关”，而是尽可能的不要发生危机。所以我们要从这种角度来反思亚洲危机。在美国的爱国主义学家经济学家克鲁修曼说：“亚洲经济主要来自于汗水，来自于更加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你可以认为这些经济体的规划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真相大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根本瞧不起东南亚国家，他认为成绩就是来自资本投入，就是汗水，不是靠创新等等。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同意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他判断亚州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奇迹，事实上本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之快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总是受经济波动，包括金融恐慌的困扰，东亚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经历了1997年的危机，而在于在过去三十年中很少经历危机，其中两个国家(地区)没有出现过一年的负增长，两个国家(地区)只有一年的衰退，这个记录远远好于任何应该是更为先进、管理得更好的OECD国家。

　　危机只是轻微的地淡化了东亚创造的记录，就是连续三十年看东亚这些国家发展之快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看了他们的一些书，也深思东亚为什么能赶上，东亚的成功就是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方法之一就是干预了金融市场集聚了大量资金推进了增长战略，三十年中只有两年的危机，或者说长期增长中间遇到了一些曲折，应该说是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可以看到正是政府在干预中间，由于改革的不彻底，也露出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危机不可避免。

　　政府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三十年干的很漂亮。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改革不能及时跟上，也不要出事。亚洲的危机只有两年，99年马上复苏，世界对比马上又是刮目相看，这又与有关国家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有关方面的改革相关。我认为，弱国转强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经济要遵守一般的规律，同时你要赶超，一定要有赶超时期特殊的制度安排，而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又要及时的适应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的程度，有时要不断的调整，如果不调整就会出事，调整就能避免。

　　由此看，弱国转强国的过程中，金融开放与保护、金融开放与经济安全，这是必然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看，英国在抗衡荷兰、西班牙的过程中，它是采取了民族保护政策。美元帝国在抗衡英镑帝国过程中，同样采取了民族保护政策。1816年定了第一个保护性的关税条例德国在十八世纪崛起过程中更是明显。德国某学者曾说，任何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思想，只有经济政策。哈佛大学专门从事发展问题研究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引用世界各国几十年的数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通常是那些能够制订出有效的国内投资战略推动增长的国家，是那些能够建立适宜体制来克服外部负面冲击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贸易和资本流动限制的国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那些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高，并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与开放程度具体是指关税和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之间的关联很低，甚至干脆没有任何的关联。跌入深渊的国家并不是什么开放不充分的国家，而是那些未能很好管理开放进程的国家。第三，如何思维？当前股市问题、流动性问题、内外均衡问题、内部的改革问题以及对外的开放问题，很多很多。今天，我就讲一讲金融开放怎么思维。我认为应该在保护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寻求不断的开放。

　　一般的全部开放程序大家都知道，政府机关内也都明白，我就不说了。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说一说怎么定政策，这是大事。一是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资本时常建设问题。翻开大国兴衰史，没有那一个大国兴起是借助人家的资本市场。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好企业继续大量海外上市？香港的例子反过来证明，香港工业制造业方面实力较弱，真正的实力是金融服务和贸易，现在要背靠大陆，继续大力发展股市背靠大陆支持。围绕外汇流入的开放，外管部门很清醒，绝对不能太快。

　　这里面有没有大国的发展战略问题？又如证券机构和外汇资金进入问题，我认为外国银行的进入和外资证券机构的进入有差异。证券公司是可以控制的，进来只是赚资本金的钱，只要不让他带境外游资进入，这是我们可控制的。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要有扶植尽快壮大自已机构的想法。又比如广发行的持股比例的事，放多少为好？要不要有“抓大放小”战略？若“放小”，如何作为政治、外交的谈判筹码？我想这这些问题大家都应该进一步去想,要通盘考虑。

　　另外，在对外开放中，长期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去美元化”问题，我同意哈继铭博士讲的，现在我们有“人口红利”的重大机遇，要抓紧发展，再过十到十五年我们不可能发展这么快了，因此目前贸易顺差是一个难点，但也是一个机会，要赚钱，调控矛盾。怎么办，这不是常规教科书的理论，绝对要跟上其他政策配套。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后的三十年到五十年，肯定是美元体系的矛盾在逐步尖锐，绝对不是单极世界，是多极世界。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策肯定为他的经济利益服务，不断的交替玩升值与贬值，我们怎么办？

　　这次中国有一家企业与伊朗石油交易，不用美元，用欧元了。在边贸中，缅甸、柬埔寨、越南，已经用人民币，香港也是大量的用人民币来消费。钱出去了，怎么渠道回来？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坚持逐步开放前提下，能不能建立人民币债券市场？能不能做大？如何做大？这是我们能控制住的。要不要建立亚元？亚洲货币应该怎样合作，实现自己的目标？理论上说应该有亚元，对的，但是如何考虑中国长期发展的利益？

　　我们的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我们要充分的运用，全世界都没有，我们怎么运用？如何在保证今后十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不出事，充分运用香港？由此，三个交易所怎么安排，怎么做战略布局的安排？由此，香港人民币的回流机制，除了亚洲货币之外，能不能还能还研究一些其他东西。诸如此类吧。对于引进外资过程中，要不要有想法？四大银行要牢牢控制，小银行能不能放，广发银行放开外资持股比例没关系，但是放的过程中能不能与政治、外交等其他领域统筹考虑，作为筹码谈判。

　　我们有时太简单化、太善良了，似乎金融就是金融工作，跟外交没有关系。另外有人说微观金融搞好，宏观金融就安全了，是这样吗？微观金融搞好了，不见得宏观经济就安全了。在座每个人都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中枢，贷款指向那儿物资指向那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民主政治还在逐步改革过程中，当前的两极分化也很严重，不稳定因素很多，从此角度看，能不能从简单的教科书理论出发探讨大银行的持股比例问题。要不要把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中枢让出去？反正我不是纯从经济来考虑的。

　　最后，我希望在座的媒体、专家，都要好好重温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第五期《求实》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金融开放，监管部门也应该好好的宣传这篇文章。温家宝总理讲了今后六大任务，其中第5大任务，重点思想我的理解，就是要提高全能开放的质量与水平，要积极稳妥。我把它引出来，提出要推行“以我为主”的开放战略。我希望大家逐字逐句的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