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过度投资是宏观经济不良循环的初始点

　　

　　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论坛”在广州鸣泉居凯旋宫会英殿隆重召开。上图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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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论坛”在广州鸣泉居凯旋宫会英殿隆重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论坛的盛况。本次论坛的的主题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经济学界部分有识之士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背景的民间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以下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主题发言实录：

　　我想结合我的工作，谈谈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应该说金融危机对我国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不少的影响，要想谈全了的话，像汤敏一样列出七八个陷井，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的，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想谈两点自己有体会的看法。一个是关于投资的问题，一个是关于

宏观调控的问题。我准备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图)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53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到2006年，投资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社科院有两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和董辅初，他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研究中国的积累率，到底多少应该是合适的，他们的结论是25%-30%，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投资(积累)率的变化波动是非常大的，最高的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图)，50%多，最低的点是在这个地方(图)，只有16%。什么时候是50%多呢？是58、59年，三面红旗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是60、61、62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在中国的专家的时候。投资率的高低，如何解决投资的问题，不仅是改革开放之后遇到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从八十年代开始时候，国家计委提出按照投资率30%来制订“八五”计划。但是实际情况是80年代以来我们没有一年投资率是30%，都在30%以上。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御冲击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是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国家拿了钱搞项目、搞投资。这样投资导向的政策，就造成九十年代后期之后我们的投资率明显上升。如果简单的比，我们现在的投资率已经跟58、59年一样了，甚至趋势还要上去，只要我们现在保持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趋势还会延续下去。今年，2007年大概是55%没有问题，这是简单的拿现价比，总投资去比现价的GDP。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我们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采取投资导向的扩张性的政策，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连续多年了，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的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三年、五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资本形成率图(见图)，比我刚才说的比例要低，但是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的形成率是在明显的上升。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图(见图)，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出来九十年代后期，甚至到2000年、01年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消费，图中深颜色的部分是，消费增长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浅颜色是投资增长对GDP的贡献，蓝色部分是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了一个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头两年的变化，还主要是靠消费带动经济的增长，也是由于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现在使投资增长成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了。这是不合适的，怎么扭转这个问题，我建议汤敏先生，这个算不算陷井呢，是中国独特的特点？还是这些中收入向高中收入转变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韩国七十年代转变比较快的那几年，投资是比较高的，但是绝对值没有我们高，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我们这么长，日本在六十年代实现经济倍增的时候，也有投资率高的时候，但是绝对值没有我们高，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我们长，这么搞下去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生下一个转变呢？当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有一个不良循环(见图)。

　　现在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投资增长过快，货币增长供给过快，外贸、外汇储备双顺差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说银行在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行动不利，但是单纯的指责银行是不对的，这些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不良循环，这个不良循环初始点是过度投资，过度投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实施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2003年出现了问题，因为2003年第一个季度GDP的增长率超过10%，我们是不是要踩刹车，刹车就自己就来了，那就是非典，到了第二季度，GDP增长只有6%多。

　　从当时的数据可以看出来，非典来了之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跌下来，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贷款放松了一些，投资增加了一些。本来连续多年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正使投资加快增长，非典来了又加了一把火，这样就出现了2003年底到2004年，出现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然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2004年、05年流行词就是产业过剩，国家发改委有材料说明各部分的产能过剩状况，但是到了2006年下半年，产能过剩好像不见了，谈的不多了，哪儿去了呢？有两个出口，一个是扩大投资，2005、06年每一年都是第一季度投资增长快。还有一个出路就是扩大出口，扩大出口的结果就是外贸顺差增加，外贸顺差增加后就把球踢到银行，银行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要把这些外汇换回增发基础货币，虽然银行采取了很多对冲措施，但是毕竟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以后，一方面地方政府有投资的积极性，又赶上政治周期，07年要开十七大，地方政府有加速经济发展的热情，他们要上项目，说的不好听一点要搞政绩，需要贷款，

商业银行又有欲望多贷款出去，造成进一步的投资扩大。

　　我们解决产能过剩的两个出口，最后循环回来都是增加投资，这样使得未来会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还是这两个出口的话，这就是一个不良循环了。这个不良循环的存在，应该说还是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投资。

　　第二个问题，关于宏观调控。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宏观调控也有很多的影响，先看这张图(见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宏观调控的过程，大的宏观调控有这样几个。一个是1984年、1985年的一次经济过热，第二个是88年、89年的这样一次经济过热，第三次是93、94年的一次经济过热，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那时候讲的宏观调控，都是讲怎么样压投资、压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冲击，就是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运行不仅有通货膨胀，还会有

通货紧缩，九十年代后期这一段，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搞宏观调控的时候要注意通胀和通缩两个方向，和以前的宏观调控就不一样了。所以从2003年再一次进行的宏观调控时，我们就聪明多了，效果也是比较的理想。大家看这三根线，红线是经济增长速度，黄线是投资，白线是消费，在2000年的时候可以看出来这三根线的数值差不多，2003年这三根线明显分开了，投资一下子增长到27%了，这是我们当时出问题的一个真实反映。再接下来我们开始新一轮宏观调控，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目的是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第二个目的是把过高的投资增长压下来，第三个目的是扩大消费行为，目前来看这三个目标都实现了，红线保持稳定，而且不断上升，在10%以上，黄线是在不断的下降，下降到2006年是24%，而消费白线多多少少是有所上升的。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如果看这三根线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跟我们对宏观调控的深刻认识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三根线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看来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过快的。

　　接下来就是宏观调控常态性的问题。以前我们说宏观调控，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宏观调控或者是政府干预，是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经常要做的事，是偶尔为之。还有一个，政府的干预，主要是在总量上。那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那两个信条都了新的认识。一个是宏观调控不是再偶尔为之？而变成是常态的了，伴随社会主义的整个初级阶段。另一条，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讲的是有保有压，不仅是总量的问题，而且有结构的问题，结构甚至是更重要的，这些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宏观调控出现的新情况。

　　现在流动性过剩，应该说是一个总量问题了，吴行长下午讲的时候，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呢？(笑)。我们从2003年开始，都是讲有保有压，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宏观调控。现在流动性过剩以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怎么去认识宏观调控中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呢？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我想我就讲这些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