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降低能源消耗需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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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强，1957年出生。1990年6月，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金融、银行与金融、经济发展；1993年5月至2006年6月，亚洲开发银行东中亚部能源处，主任能源经济学家。2005年至今，山西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6 月至今，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月9日-4月15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林伯强。----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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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能源消耗需要做什么     4月13日  星期五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间将实现降低能源消耗20%的目标，降低能耗已逐渐成为共识，上升到国策的高度。

国家发改委表示能耗指标将成为今后项目审批的强制性门槛，将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完善主要工业能耗设备和产品能耗范围，出台有关的能源价格政策和财税政策。节能在中国是一个时髦但不好解决的问题。当然政府还可以做很多，但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改革，许多节能措施因与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可能有冲突而收效甚微。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投资推动和高增长。近三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9.5%；在大部分时期，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于40%；现在接近50%。中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是重工业。在1985年，重工业比重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55%。1990年降到50%，2000年回升到60%，2005年高达69%。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引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下，重工业在近几年经历了最快速的发展。

　　为何中国需要这么多高耗能产业？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根据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的要求来估算，如果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大约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据估计，城市居民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是农村居民的3倍；此外，推动城市化进程要求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供给，这同样需要大量在国内生产的水泥和钢铁， 这些产业都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因此，只要中国快速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望不变，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持续增长将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充足的就业作机会来支持城市化进程，这就导致另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即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廉价消费品要求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源成本。在目前大量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问题。事实上，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低廉。低能源价格却需要政府利用低资源税、高能源和运输补贴，以及控制能源价格上涨等手段来实现。这不仅影响到能源行业的效率，还影响中国的整体能源效率。

　　中国的能源行业中，大部分是国有垄断企业，再加上能源问题常常被社会化和政治化，导致市场改革进展缓慢。包括石油、电和煤在内的能源价格改革，迄今尚未完成，并且在未来一段期间内可能仍然无法到位。例如，始于2002年的电力市场改革至今进展甚缓。多数能源投资仍然需要经过政府批准，电价、石油产品价格和一定程度上的煤炭价格都由政府制定。由于国有企业高度集中，以及政府对能源价格的控制，能源工业事实上还是由国家垄断。

　　为什么与其它部门的改革相比，中国能源市场改革进展如此缓慢？能源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它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要对二十多年来中国9.5%的年均增长率总结出一个最有价值的经验，应该说就是社会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预测的商业环境。一方面，社会和政治稳定支持了中国高速度经济增长；反过来，又通过经济的高增长来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社会稳定绝对是头等大事，其它都次之，包括效率。能源的社会特性决定了能源市场改革进展缓慢。

　　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和能源消费是经济发展目标和过程的必然，调整经济结构不是中短期能做到的，能源需求巨大，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节能就是一个发展的首要问题。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在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能源强度”目标，要求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这是规划中很少的具体量化目标中的一个，表明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真正来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目前的能源消费和污染不可持续，并且对降低能源强度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调整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需要较低的GDP增长和较慢的城市化进程。即使中国愿意这么做，期望在五年内实现工业结构调整仍然很难。政府积极促进节能，然而在目前低能源价格政策和能源市场缺位的情况下，所有的节能活动都将收效甚微。而且，所有现在倡导的降低能源强度的措施都需要时间去实施。因此，“十一五”规划的能源强度目标可能很难实现。事实上，2006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耗比上年仅下降了1.23%。实现五年内降低消耗20%的目标，任重道远。

　　市场改革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不充分，导致了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过快。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较低的能源价格或是有效率的能源消费。然而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并且还需要很快地确定。对于寻找一个与中国能源和环境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合理的工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理论还是发展的经验都证明，市场的无形之手要比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效得多。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念，那就有必要加速能源各个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让能源价格能够反映出能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如果没有真正切入到能源市场和价格问题上，促进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工业结构一定的情况下，能源强度问题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侧的节能来解决。三亿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能为这些人口提供能效更高的住房和交通设施，将有利于节省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按照国际最好惯例来提高和加强建筑设计和能效标准方面，政府应该可以起主导作用。将住房和公共交通能源效率纳入到城市和郊区建设规划中，就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在节能领域，政府还有很多其它事情可做。比如，鼓励各级各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工业技术标准、建筑标准和污染排放标准，以及加强监管和实施机制。

　　在能源消费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可以通过利用清洁能源技术来解决。但是，高煤炭消费、对煤炭生产和运输的巨大需求，以及众多煤炭基础设施，仍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有限，进一步开发水电资源的潜力也有限，中期内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但是，中国远没有发挥利用清洁能源的潜力，包括核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

　　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也依赖于人们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理解和意识。在树立共识时，有两个方面需要重视。第一，建立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有效机制。在1980到2000年期间，中国实现了每年以4%的速度降低能耗。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工业化，绝大多数行业已经完成了传统工业的现代化。因此，与之前的发展阶段相比，现在要降低能耗更加困难。有效的节能必须包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好在现在人们已经对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的含义能够更好地理解。因此，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能使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恰当机制，严格执行环境标准，让那些造成环境破坏的人在法律上和财务上负起责任。第二，要避免走先经济发展后环境保护的道路，这种观点在地方上仍然盛行。表现在当讨论GDP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目标一般都很明确。然而，一谈到能源强度，目标常常就比较模糊。虽然中国还有贫困问题，但贫困已经不是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贫困不应该还是推迟环境保护的借口。

　　中国的能源需求仍将继续增长。如果按照预期9%的经济增长率，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低水平人均能源消费、交通部门出现的高比例的机动化、每年约两千万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等等，这样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预示着中国能源需求将持续强劲，而且这种状况将可能延续到2020年。因此，积极的对话和和合作将有助于形成正确看法。负面宣传和缺乏合作态度只能影响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正确解决。同样，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认真对待能源和环境问题是不对的。由于能源的特性，在没有弄清楚改革可能导致什么后果的情况下，要政府做出选择是很难的。例如，燃煤电厂污染了环境，但是，为了保持低能源价格以确保9%的经济增长率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还有其它能源选择吗? 提高能源价格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 假设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和人均收入35，000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的人们同样看待环境是不现实的。

　　假以时日，中国应该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然而，问题是到那时是否为时太晚? 如何想象中国每年烧30亿吨煤的能源环境影响? 国际社会不可能告诉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不要烧那么多的煤，但可以帮助中国以更有效、更清洁的方式来烧煤和提高能源效率。煤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并且这种情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因此，通过提供技术和其它援助来鼓励使用清洁煤技术很重要。煤炭清洁利用在技术方面没有障碍，但有必要从行政和政策上去促进它们的使用。在寻找清洁能源方面，国际社会有必要提供财务激励，这肯定是一个高回报的投资。

　　其他国家还有必要提供更多技术援助，以成功的国际经验来说服中国政府：更好更快的能源市场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社会不稳定。能源市场化改革使政府能把更多精力集中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的宏观方面，例如能源体制、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让市场在微观的能源投资决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帮助中国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也是帮助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