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利用价格和税收杠杆提高能源效率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

　　中国的能源消耗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基本上是比较平缓的，但在2000-2003年之间突然上涨很快，这与重工业的钢铁、水泥等以及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是相吻合的，和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中国的改善余地很大。

　　对于减少能源消耗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减少环境污染，很多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改变行业结构，改变生活方式的选择，如住房、交通的格局等。

　　但是，我稍微换一个不同的角度，强调一下价格的作用。加快

能源效率可以让能源价格提升到能感到稀缺的水准，而在中国，很多能源商品却仍然在得到不同程度的补贴。比较几个国家关于汽油价格的水平，中国是最低的，其次是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要高得多，最高的是英国，还有德国、法国，他们的汽油价格都比中国要高。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市场价格常常不能反应实际的情况，这又需要税收来调节。比如说汽油造成的污染和气候变暖问题，如果完全依靠市场价格调节也是不行的，因此，在很多国家对汽油加税很大。有人说如果增加汽油税就不能发展汽车工业，这实际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日本和德国都有非常繁荣的汽车工业，同时他们的汽油税也非常高，所以不能说两者并进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征收汽油税和提高汽油税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人们没有买汽车之前，而不是买汽车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十年之后再征收汽油税就非常难了，像现在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提高汽油税，中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到时候每个中等收入家庭都有一辆车，那个时候就太难了，最好是现在就着手去做。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措施是需要时间才能取得具体成果的，中国说在今后五年减少单位能耗的20%，政府对于去年没有达到分步目标感到不高兴。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还是要耐心，需要事先发出信号，比如说价格信号、收税信号等，这样人们在计划买下一辆

新车、建下一个厂房的时候，就会考虑面临比较高的价格和比较高的税收。

　　同时，能源多样化非常重要，要想加快转变就要鼓励替代，还要建立战略储备。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寻找平衡和综合的能源政策，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规划，采取各种不同的激励措施，激励人们节能，只有这样，经济才会有秩序，实现可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要认真执行节省能源和提高效率的政策，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的精神行事，同时也可以作为先驱创造一条新的道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塑造榜样。

　　(本文根据作者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略有删节)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