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资源约束加强条件下的经济持续增长道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冯 飞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实证经验看，有两个启发性的结论：一是在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能源消费和能源密度有快速增加的趋势；二是在资源约束加强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实现能源消费低增长和经济高增长。而中国有可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资源约束加强的条件下出现能源密度下降。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将资源约束这一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内生到经济系统中，优化经济系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为了克服资源、环境制约，增强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意味着“十一五”时期年均节能率要达到4.4%左右。迄今为止，已将节能目标分解到了各地方政府，建立了GDP能耗公报制度，编制了《“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有关政府部门组织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总体上看，良好的节能氛围已初步形成。但是，从“十一五”开局年的实际情况看，尽管单位GDP能耗出现了近几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是仍未完成设定的4%节能目标。

　　完成“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减排目标要远比想像中的困难。从表面上看，自1980至2005年之间已达到了年均节能率4%以上，似乎是“十一五”时期略做努力超过以往的平均水平就可达到既定目标。事实上，自2003年起节能率已为负值，节能率由负值转为正值，并超过以往的平均水平绝非略做努力就可实现的。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能源强约束

　　我们讨论这一问题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数学逻辑层面上，更为深入的讨论在于回答出如下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发展阶段与单位GDP能耗的关系，单位GDP能耗出现下降的拐点发生在何时，当前中国提出的节能目标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中国提出的节能目标是否意味着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型。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经验看，能源密度呈“倒U型”曲线，即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密度不断“爬升”，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能源密度达到顶峰；而后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作用下增长效率的不断提高，能源密度明显持续下降，而后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而这其中，技术进步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能源密度峰值远低于美国早在1920年出现的峰值，而美国的峰值又低于1880年左右英国出现的峰值，换句话说，越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能源密度峰值有可能越低，因为越是基于现代技术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效率越高。

　　由此可见，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经验看，有两个启发性的结论：一是在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能源消费和能源密度有快速增加的趋势；二是在资源约束加强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实现能源消费低增长和经济高增长。

　　中国的能源密度曲线与先行工业化国家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能源密度随之快速提高，这与大多数国家以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轻工业得到较快发展，以及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效率提高，使得能源密度出现了连续20余年的持续下降。“十五”时期，伴随着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中国的能源密度曲线再次爬升，如果根据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快速爬升的特征，中国的能源密度就可能在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继续爬升。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并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就出现能源密度下降，走一个与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同的道路。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资源弱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二是资源强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欧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及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之前的快速工业化阶段是属于前者，资源是“弱约束”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曾出现了大量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日本在石油危机发生后的情况属于后者。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发展中大国，虽然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能够通过能源贸易与投资部分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但从近期的情况看，由于

石油价格大幅度攀升威胁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中东等主要产油地区政治动荡严重威胁石油安全。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的目标。能源安全形势的恶化是全球性的，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能源强约束，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很少遭遇到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模式，必须寻求资源约束加强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就此意义而言，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大幅度调整经济结构的做法，对中国更具有借鉴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资源约束这一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内生到经济系统中，优化经济系统、提高增长质量。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一国的发展模式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例如美国的能源密度长期高于日本。之所以产生“路径依赖”，是因为除了工业之外，城市化与消费模式是影响能源消费的另外两个关键因素，一旦形成了固定的城市模式和消费方式将难以改变。也就是说，决定一国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是快速工业化、快速城市化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三个快速变化时期。当前中国恰恰处在这一关键时期，存在着“路径”选择的问题，如果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状况长期不改变，错失机会，经济增长将锁定在高能耗的路径上。

　　综上所述，有两点重要结论：一是中国必须寻求资源强约束条件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二是中国必须尽快扭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很有可能锁定在高能耗的发展路径上。

　　寻求资源强约束条件下的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明确中国节能的长远目标。中国既要大幅度、高标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要节约资源消费总量，在总量和效率两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以较少的资源消费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因为，总体而言我国的资源消耗量仍处在上升期，鉴于人口总量的庞大规模，即使达到发达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如果我国的人均资源消耗量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值，资源消耗的总量大得也难以承受，也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实现能源节约的三个基本途径

　　实现能源节约有三个基本途径：结构性节约、技术型节约、制度性节约。换句话说，资源利用的强度是结构、技术和制度三大因素的函数。目前在上述三个途径上，其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

　　结构因素的作用。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国际产业分工结构、城市形态结构、交通模式结构、消费结构等结构性问题将对资源利用总量和利用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目前，诸多结构性出现了逆目标发展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趋重、城市结构趋大、消费结构趋奢”等。在管理手段方面，只重视产业结构的问题，而对城市形态结构(大中小城市以及城市的内部结构)、交通模式结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能效提高等问题研究、重视不够。事实上，这些结构性问题所蕴藏的节能潜力是巨大的，而且城市、交通等结构性问题政府的干预手段是直接的，是可有大作为的。通过系统性谋划、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城市、交通等)，要比解决某些环节的问题，所获得的资源节约效果要大且快。

　　技术因素的作用。技术进步对资源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对能源密度峰值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降低能源密度峰值水平。二是技术进步可以缩短资源消费持续增长的时间，主要体现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可以更短的时间，快速提高人均GDP的水平，进而缩短人均能源消费持续快速增长的时间。作为后起的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具备利用当代先进适用技术实现能源节约的后发优势。中国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技术节能的巨大潜力，中国需要采取技术上跨越发展的战略，大幅度提高技术节能的贡献率，以适应结构趋重条件下的新挑战。

　　制度因素的作用。制度性节约处在三个基本途径的核心地位，好的制度还可作用于结构使其向有利于能源节约的方向转变，也可推动技术进步；而“坏”的制度则使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关于制度设计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制度基础或者说是建立在何种原则基础上的制度。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基本制度安排，市场机制能够产生节约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思路是纠正市场的偏差和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取代市场。概括来讲，制度性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一个有利于节能的、好的市场机制。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性缺陷，也没有取得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认识上的统一。

　　二是形成什么样政策框架。总体上，法律及标准、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政府管制共同构成了政策框架，其中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最为关键，这是将资源管理等外部性问题内生到经济系统中的核心环节，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又是建立经济激励机制的关键。能源产品的价格要有利于节能，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管制价格，而是要在竞争性市场中建立起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价格的弹性；政府管理能源价格的方式要从直接控制价格，转变到采取财税政策对价格实行间接管理，从而达到节能的管理目标。政府的管制方式要实现管制转型，由目前的经济性管制为重点转变到以社会性管制为重点，侧重解决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三是形成有利于节能的社会环境应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央政策、地方政府、企业、公众等各个层面形成节约的良好氛围，提高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使全社会的资源节约成为自觉的行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局面。

　　实现资源约束加强条件的经济持续增长需建三个体系

　　实现资源约束加强条件的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建立三个体系：资源节约的生产流通体系、资源节约的城市化模式(包括资源节约的交通体系)、资源节约的生活方式。

　　资源节约的生产流通体系。最根本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要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转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该体系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更多地体现在结构性问题上，包括三次产业结构(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内部结构(包括轻重工业结构、技术结构、国际分工结构、贸易结构、产业地区布局结构等)。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式直线过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实现产业地区布局的合理化以及产业集群的发展。当前产业地区布局非合理化问题，也是造成资源浪费的原因之一。产业集群将分工与合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已成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在地区上的相对集中，也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利用。

　　资源节约的城市化模式。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模式的选择极为关键，如果错失良机，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国的市场化模式目前还在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且有拟“美国化”的趋势。在建设资源节约的城市化模式上，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大、中、小型城市结构及关系；二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内部结构，优化功能布局，倡导“紧凑型城市”和“精明增长”；二是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交通体系，将公共交通的通达性与私人交通的偏离性结合起来，在城市中心突出通达性的目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所谓“资源节约的城市化”模式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充分考虑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以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能源、淡水等重要资源为出发点，以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科学合理地制定与实施城市规划，不断优化城市结构与空间布局，鼓励节水、节地、节材型的城市生产与消费，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提高

建筑节能效率，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节约型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相对紧凑的城市形态和发展格局，促进城市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

　　资源节约的消费方式。正确处理和准确理解节约型消费方式与扩大内需的关系，提倡节约型消费不是不消费，而是为了更长久的消费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鼓励合理消费，抑制奢侈性消费。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由“衣、食、用”向“住、行”的升级过程中，将建筑物的资源节约和交通领域的节约作为提倡节约型消费模式的重点。

　　(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论坛背景报告)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