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增长方式转变

　　蔡昉 王美艳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障碍、就业再就业不充分、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通过扩大就业面缓解劳动力短缺对工资成本提高的压力，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增长方式是与特定的增长源泉相联系的，只有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中国在“九五”期间就已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迄今为止，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近几年达到了顶点。近年来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成本大幅上升等现象，预示着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将发生变化，迫切要求增长方式从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人口红利维持了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

　　由于人口转变成功形成的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具体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从而支撑资本积累的条件。

　　类似东亚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故事也在中国发生了。由于人口转变成功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中国在劳动力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的资源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得以发挥。在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强提高到2004年的6%以上。此外，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与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以上。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没有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经历了改革后一段时期从负到正的提高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并不理想。一项研究显示，1979-199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4.63%，1996-2001年期间下降到只有0.60%。出现这样的现象，与当年亚洲四小龙最初生产率没有提高的理由十分相像，即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一旦随着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从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迫在眉睫。劳动力短缺与成本上涨

　　人口转变进入到一个阶段，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近期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开始走向终点，劳动力成本开始稳步上升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按照联合国的相关预测，从2015 年开始，中国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这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从而引致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我们观察并比较“十一五”期间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匹配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且加速下降。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 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2010 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见，人口转变进入到一个阶段，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城镇总体和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化。从全部行业平均工资看，在20 世纪80 年代变化特点是增长率低、波动幅度相对大，反映了经济增长在“活”与“乱”怪圈中周而复始；90年代的特点是工资上涨率不断下降，反映了国有企业效益恶化和严重冗员的情况；90 年代末以后的工资大幅度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反映了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式改革以及扭亏为盈的效果，随后则反映劳动力短缺的情况。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其中大多数行业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官方统计并公布的平均工资数据是通过正式登记的单位报告制度汇集起来的。由于近年来就业渠道的多元化，这个统计体系对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反映有两个缺失。第一，过去10-20年期间，正式单位外的就业越来越重要，并已成为吸纳再就业和外来劳动力的主要渠道。第二，在同一时期，正式单位使用了越来越多的非正式雇用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工资往往不同于正式职工，但是通常没有统计在报表系统之中。因此，如果不能收集单位外就业以及单位内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信息，则工资变化趋势有可能被扭曲。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01年和2005 年两次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进行的劳动力调查数据可以观察到，四年间五个城市平均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提高了32.2%,而城市劳动小时工资提高了19.6%。其中，即使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来说，小时工资也都提高了，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短缺程度的增强，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最大。政策建议

　　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在近期内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调整还没有现实依据。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短期现象，并作出两种反应。其一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竞争力会受到削弱乃至消失，这种判断属于反应过度。就劳动力成本上升来说，它真实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而且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可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倾于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来观察。实际上，在2005至2015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将保持年均0.7%的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因此，中国在短期内并不会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第二个反应是中国应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调整，这个判断也是反应过度。我们已经证明，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尚未而且在近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这个调整还没有现实依据。目前所观察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一个转折点的到来，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尚不是存量意义上的。这时，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未获得比较优势。即使到了资源禀赋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中国也不必要经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转变。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并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转变，则是必须进行的，而且方向是确定的。

　　我们做出关于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于这种变化趋势无动于衷或我行我素。实际上，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挑战。

　　首先，通过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论是按照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趋势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把经济增长方式从单纯依靠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轨道上，都要求形成一个发育良好没有价格扭曲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而这个体制条件的形成，有赖于在正确方向上的进一步改革。目前，地方政府单纯追求产值的行为常常导致对于投资力度和方向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其他政策往往还会产生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效果。在新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避免用政策手段人为干预产业结构及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形成，防止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推波助澜的倾向。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准确定位并矫正政府经济职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其次，通过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延缓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由于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为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野，更是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种特征性概括。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障碍、就业再就业不充分、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折时期的内在逻辑，推进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仍然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劳动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通过扩大就业面缓解劳动力短缺对工资成本提高的压力，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最后，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以劳动力质量代替数量，减小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冲击。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优势，更是供给充足的人力资本，即劳动者具有基本人力资本，符合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要求；数量众多、供给源源不断，从而保持工资和产品成本低廉。如果说以往的发展主要依赖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论坛背景报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