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平：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及人类生活的美学问题

　　李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1982年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84-88年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200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从事人口与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从事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育经济学理论、人口与生育政策、老龄人口与老龄化问题、劳动力市场、产权问题及国企改革、政治理论与政治体制改革等。

　　4月2日-4月8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李小平。----编者按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活的美学问题     4月4日  星期三

    李小平/文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活的美学问题》

　　----兼论中国人口的两个百年人口目标

　　蔡昉的《人与鹰都吃鸡》一文之“人越多则鸡越多”的观点，与我对当代和今后人口经济问题的见解大相径庭。我的观点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人越少则人均鸡越多“的时代早已到来，并因此希望中国人还是一同继续努力，通过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使中国人口早日停止增长并尽快转入负增长。

　　《鸡》文的核心思想是说明，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随着阅历的增加，从人口增长的悲观论者转变为乐观论者，原因在于最终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对解决由人口增长引发的经济问题的巨大潜能，从而在“人越多则鸡越多”的逻辑上越来越容易取得共识。

　　对“人越多”前提下的“鸡越多”，可以有三种解释：总量更多、人均更多、人均最多。《鸡》文并未明确指出其结论究竟取的是哪一种涵义。而实际上，就人口问题的研究来说，以三种不同的内涵为落脚点反过来看人口数量问题，所得出的人口经济关系之结论和政策取向，将是十分不同的。

　　不错，在人类历史上，尽管马尔萨斯危机反复发生，且至今仍然困扰着不少国家，但从全球总体的和长期的趋势看，人越多鸡越多确实是事实，尽管多者太多，少者太少。今天世界上的60多亿人，无疑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具有总平均享有更多“鸡”。然而，这一事实所反映的逻辑，只不过是对“人越多则人均鸡越少”的逻辑的否定，并不能得出“只有人越多才能鸡越多”、更不能得出“只有人越多才能人均鸡最多”的结论。

　　《鸡》文所例举的经济学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明确认为存在着“人越多则人均鸡最多“的关系。马尔萨斯后来谨慎的乐观态度，不过是认为技术进步有可能避免人多必然导致人均鸡越少的悲观结论，并且他始终认为人类需要控制自身的增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强调的是总需求，而非人均需求，从而也并未明确得出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人均收入最大化的结论。而且凯恩斯的刺激有效需求须要依靠人口增长的观点事实上也是有问题的。在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年代，全部发达国家的人口比工业革命初期的1750年增长了四倍，那么，为什么人口的如此增长却使有效供给不足变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呢？照这样的趋势下去，又何以确信此后人口的增长就会使有效需求不足重新回到有效需求充足呢？而凯利，按照《鸡》文的介绍，不过是对人口增长持有中性观点而已，并未明确表示他持有必须须要以人口增长来刺激技术进步的观点。西蒙在人口问题上是最乐观的学者之一，也是在人口经济学方面发表著述较多的经济学家，但他对为什么许多人口众多密度很高的国家技术进步十分落后这样明显的事实，也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人口学解释。当涉及到印度为何人多而技术如此落后时，他不得借助于技术进步需要一定的制度和文化条件来解释。这样，他实际上是从人口经济学问题转到制度经济学领域去了。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非但未能在人均占有意义上就“人越多鸡越多”达成共识，而且在人口与经济增长到底孰因孰果、或在多大程度上互为因果、甚至自工业革命以降两者到底有没有关系的见解方面，仍然是有很大争议的。《鸡》文所例举的由悲观转为乐观观点的经济学家，都生活在人口问题较少且经济最发达的欧美国家，其代表性显然是有限的。

　　在当今世界，对技术进步之改善人类物质状况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已经非常普及了。就长期发展的观点看，相信人多则鸡少的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也许不多。不过，认为人越多人均鸡的增长就会越慢的人恐怕是大多数。笔者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悲观主义者。由此也就自然地成为一个积极的生育控制论者。

　　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最大化或最优化问题。因此人口经济学家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不应满足于相信和论述人多可以鸡多这样一种基于技术进步论的一般结论，而应再深入一步，积极去探讨在现有人口条件下，到底什么样的人口变动轨迹可使一个具体国家的国民享有平均更多的收入或福利，也就是从数量上探讨不同时期大致上的适度人口规模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都已超过了适度人口规模。这一结论基于笔者对过剩人口的实质、人口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人口与需求关系的见解。以下具体说明之。

　　1. 关于绝对过剩人口与相对过剩人口的再认识

　　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所谓的相对人口过剩实质上是绝对性过剩，而所谓的绝对人口过剩才是相对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以往被认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事实上，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是资本积累和生产技术进步的一般性要求，并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不同社会经济制度解决过剩劳动力的方法可能不同，但这并改变不了其经济意义上过剩的实质。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就其对人均财富增长不起作用以致起阻碍作用而言，就具有绝对过剩的性质。而所谓的绝对人口过剩，如果是就人均生活资料的匮乏或生活水准较低而言，那么沿着人类的足迹越是往回看，人口过剩越多，结论必然是人类产生的那一天，人口过剩最严重。这并非抬杠，因为如果就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来讨论人口绝对过剩，那么就需要确定生活资料匮乏的标准，比如衣食住行各自的标准。法国人口学者索维就明确表示了对定义人口过剩所依据的生活标准之确定的难度。相对人口过剩的绝对性与绝对人口过剩的相对性，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即：如果一个社会解决了所谓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也就不会存在无论什么意义上的所谓的绝对人口过剩。而一个社会即使一致认为消除了所谓的绝对人口过剩，却并不能保证也解决了所谓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这也进一步表明，所谓的相对人口过剩具有绝对的性质，而所谓的绝对人口过剩具有相对的性质。人们都认为熊猫少，苍蝇多，但苍蝇只是过多(对人类而言)，并不过剩。大自然的法则决定了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过剩物种，人类也是一样。由此，当论及一个国家的人口过剩时，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指这个国家的人口相对于人均财富最大化增长的要求而言的过剩，也就是指该人口规模所提供的劳动人口数量超过了对劳动力的真实需求。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就业方面的难题说明，这些国家无论生活水平如何，都存在着财富增长意义上的人口过剩。

　　2.人口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技术进步包括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对一个具体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是外生(引进)的。因此，当研究人口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时，就应区分人口与内生性技术进步的关系以及人口与引进性技术进步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具体分析人口增长在哪些方面是技术进步之因，在哪些方面是技术进步之果，以及一个既定的人口对不同方面的技术进步到底是起促进还是抑制作用。根据以上的区分，再来观察人口、技术与经济现象，可以说，就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增长既是技术进步之因，又是技术进步之果。而至少自工业革命后期以来，由于各国的人口均已达到相当规模，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竞争制度，人口增长的作用则变得越来越小，甚至起到阻碍作用。

　　就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工业化主要是引进的产物，从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本身，并未导致多少技术创新。而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技术开始向外辐射时，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且主要从事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因此人口增长对引进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即便存在，其范围也很有限，而其阻碍技术进步的作用往往反而较为明显。高关税政策就是在人口过剩条件下，为保护传统产业，不得不抵制许多生产性技术进步的表现。而在对已有技术的采用都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上排斥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往往就更谈不上了。

　　在那些过分强调人口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的经济学家中，朱利安L. 西蒙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认为人口增长可以刺激技术应用和创新并提高人均福利水平，举的通常都是发达国家的例子。他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增长缓慢或不增长的国家，在60年内人均收入增长略高于人口较快的国家，但在120-180年的期间，适度人口(乐观的西蒙有时也不得不采用适度人口的概念)增长导致较好的经济增长，而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经济发展则相当糟糕。然而，人口经济模型本身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因此，西蒙的模型分析并未能解决到底是人口增长缓慢导致了经济发展糟糕，还是糟糕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人口增长的缓慢。

　　西蒙直到九十年代还在认为，“对人口的判断取决于人们对目前和未来的价值判断，如果只注重眼前，那么新增的孩子的确是发展中国家的负担，但如果我们关心子孙后代的福利就象关心自己一样，那么，新增的孩子就是福音”。因此，“任何从长远的观点看世界的人，应该希望看到人口的不断增长，而非停滞或下降”。至于为什么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没有成为繁荣发达的国家，结论是他并不认为“规模庞大的人口本身就能自动地克服气候、文化、历史和政治结构方面的问题”，而只是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规模庞大的人口规模会导致贫穷和发展缓慢”。他进而强调，“如果印度的人口规模小于现实人口，情况可能会更遭”。他的人口经济观点不禁使我产生了这样的遐思：如果西蒙可以决定美国的移民政策，那么倘若印度政府宣布在今后120-180年内甚或更长的时期内，将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分批赠送给美国(这使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还是远低于印度1965-2000这35年间就增长一倍的速度)，以帮助美国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需要的人口的不断增长，不知他是否会欣然接受。

　　与西蒙一样，几乎所有对人口持乐观态度的人，或者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作为支撑其乐观观点的主要依据，或者认为人口增长本身就是推动技术发展的动力。但仔细回顾历史，这些观点往往是似是而非的。中国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是在人口十分稀少和增长缓慢的时代下发生的，这以后，人口倒是不断增长了，但又有多少重大发明甚至是小发明呢？技术又是以怎样的情况在进步呢？结果就是被人口小国的坚船利炮打得一塌糊涂。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那时人口何等稀少，今天倒是人口十分众多了，但又有什么科学技术的发明创新？ 而且为何在许多已有的现代技术方面也往往难以较快地实现技术进步呢(农业是最明显的例子)？欧洲工业革命初期人口只有1亿多一点(亚洲为5亿多)，其鼻祖英国只有1千多万人。1900年欧洲人口倒是增长到了2.95亿，但此后科技领先地位却被美国这个只有8千万人口(1900)但疆域远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小国和资源大国所夺走。当美国1950年已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强国时，人口尚不足1.6亿。现在富的流油，人口也仍不过3亿左右。而在本世纪，全世界的重大发明有几项不是出自美国？又有几个国家的技术进步超过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俄国和前苏联也同样人是口密度非常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彼得大帝时代，前苏联疆域总人口只有几千万，1900年为1.27亿，解体前也只有3亿人左右。就是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成为为数不多的超级科技大国。日本等一些高人口密度的中小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在某些工业品的生产技术上比较先进，但基本上是应用型和改进型，其基本产品的技术多为引进而少有重要的独创。而这些改进型的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诚然，有些科技发明的产业化需要一定的人口所确定的一定经济规模才能支撑，或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才具有应用价值。不过，任何事务都有一个度，超越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而且，许多科技发明和应用主要取决于国家大小方面的规模效益，而并非取决于特定的人口密度或人口的增长。梵提冈人口增长再快，也搞不了太空飞船。新加坡人口再增长，也无力独家搞航天飞机。美国若一开始就拆成50个国家，估计无论人口怎么增长，相信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事实说明，人口稀少有利于机器和自动化设备的发明和应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则往往限于被迫进行农业单产增长技术上的发明或引进。美国因为地广人稀，才有动力发明各种农业机械；正因为劳动力少，才促使其发明和广泛应用自动化生产线、自动销售机和机器人等等。在农业劳动力人均只有几亩地的国家，又怎能推广使一个家庭耕作几百亩地的现有农业技术呢？在许多人都没事干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怎么会去投资生产或大力推广自动售货机呢？即便市场有此念头，政府又怎会不予干预呢？美国目前用几百万人耕作着相当于中国或印度几亿人所耕作的土地。假如美国政治家和国民真的头脑发热，愿意支持中国和印度在20年后只用几百万人来从事农业，两国政府敢答应吗，剩下的农民百姓能答应吗？但若这样的好事都不敢接受，那人口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意义又何在？对人均福利的意义又何在？实际上，至少从二战后开始，无论是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无止境的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增加人口来促进人均收入的提高。尼克松早在70年代就认为美国人太多了，使生活改善过于缓慢。而令人不解的是，对于那些对人类的智慧和技术进步充满坚定信念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对人类今后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是如此地缺乏信心呢？

　　以上的分析说明，当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人口增长不但不会促进技术进步，反而会抑制技术进步。这至少表明了一定人口数量条件下，人口与某些技术进步的负相关关系。而就整个人类历史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毋宁说技术进步导致人口增长的成分大于人口增长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分。这种例子是很多的。近、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主要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是人口不增长的结果。各种疾病导致的大量死亡无疑促进了医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又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没有青霉素等各种抗菌素的发明和推广，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显然无法达到现在的数量。没有一定的人口增长固然不会出现造船和远洋捕捞技术的发展，但后者的发明显然由于大大增加了食物供给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农业各种增产技术的发明也许在人口过于稀少的时期与以往的人口增长有关，但它无疑在此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人口得以进一步增长的原因。从逻辑上讲，当一个国家只能养活1亿人时，她必须发明出或引进能够生产出2亿人食物的技术，才能使其人口增长到2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二战以来，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导致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不如说是以引进为主的农业技术进步导致了人口的飞速增长。目前世界上能够大量出口粮食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共体和阿根廷，且除了欧共体以外，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粮食和农业状况自70年代后半期以来却加剧恶化，缺粮成了原来以农业立国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普遍现象。目前需要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大约有100个，而自二战后的多数年份中，美国一国出口的粮食就约占全世界粮食贸易额的40-50%。比较一下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农业的差距，难道还能得出发展中国家需要人口增长来刺激农业的技术进步吗？ 有些学者将食物增长与人口的关系概括为“人口具有追逐食物增长的倾向”，至少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事实的确如此。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全球性的人与鸡的关系，即由于人少“鸡”(粮食)多的国家的“鸡”不断多起来，使得“鸡”少人多国家的人口进一步得以多起来。在发达国家享受着人少鸡多的某些经济学家，如果置如此的事实于不顾，却在“人越多则鸡越多”的观点上达成什么共识，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其智慧和心态。无怪乎同样是而且被认为是杰出经济学家的肯尼思.博尔丁不无尖刻地指出：“任何相信指数增长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能够永远继续下去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杰克.帕森斯的简单计算可以作为对博尔丁之观点的注解。针对英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贝克尔曼认为经济增长“从古雅典伯里克利时代起就持续至今，没有理由设想它不能再延续另一个2500年”的论调，他的计算告诉人们，如果从伯里克利时代起，经济就以每年1%这个当代经济学家看来是灾难性的速度增长，那么，2500年前的英国家庭(如果那时有家庭的话)的全年购买力仅相当于1970年的一便士的百万分之一。而如果从1970年起英国经济按1%的速度持续增长的话，英国大约只需1500年就可使每小时工资达到100万美元，或年工资达到将近20亿美元；而到4470年，小时工资就可达到200亿美元，或年人均工资在33万亿美元以上(那不是通货膨胀，而是1970年的币值)，远远超过1970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

　　根据上述算法，笔者对中国的情况也作了一点简单的计算。假定我国2000年人均8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按1%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100、3000和45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分别达到0.22万、1676万、51万亿美元。如果按0.1%的速度增长，则分别为884、2174和9734美元；按0.2%的速度增长，则分别为977、6000和118,139美元。由此看来，一个国家在2500年内能够以0.2%的环比速度增长，就是了不起的奇迹。而这样的增长又能支撑什么样的人口增长呢？反过来说，难道一个国家0.2%的环比增长速度还须要靠人口的增长来实现吗？而目前世界的60亿人口倘若按0.2%环比速度持续增长的话，2500年后，世界人口数量就会达到8860亿，相当于目前的147倍，中国则将达到1900亿。有人愿意看到这种增长吗？这样多的人口将会有多少鸡呢？

　　这些计算至少从另一种角度告诫人们，即便从千年这样长期的角度看，对技术进步之于人均收入提高的作用，也不应过于乐观。

　　3.人口与总需求及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问题

　　人口增长可以拉动总需求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当然是真理。一个人的社会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对汽车和飞机的需求。不过，在地广人稀的美、加、澳等国家的人均消费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十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情况下，还在强调人口增长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就不免失之荒谬。将人口增长刺激总需求的关系一般化，无疑是在说地球上只有每一寸土地都站满了人，最有利于总需求的增长。凯恩斯主张人口增长可以刺激总需求的观点，是大危机后针对西方国家生产过剩状况得出的结论，他本人并未将这一主张一般化。而在今天，仍然持有这种一般化的主张，就显得有些不明智了。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谈论人口与需求关系的学者中，往往只限于谈总需求，而很少谈论人均需求，这就颇为令人不解。如果人口增长一倍的结果是使经济增长了两倍，那么，与人口不变，总需求增加150%相比，前者的人口增长相对于后者无疑拉动了总需求，但那个更好呢？事实上，人口增长在拉动某些方面的需求同时，必然会抑制其它方面的需求。在人口众多且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不断的增长总是主要拉动吃饭、穿衣、住房、用水的需求，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拉动了对毁林造田、开垦坡地、毁坏草原、占用耕地、抽干水源的“需求”；而在另一方面则抑制了或很难拉动对节省劳力的大型农业机械的需求，对私人汽车、游艇、飞机、花园别墅、全球旅游的需求。比美、加、澳这三国之一人口密度高或总人口多而经济总量和人均需求小得多的国家几乎是百分之百，不知人口增长的乐观派经济学家，如何解释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其人口增长在拉动总需求和人均需求方面是如此之不争气，以及是否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还很不够的缘故。

　　而在笔者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如果其人口有一半在明天飞到其它星球上去，上述许多拉不动的需求恐怕用不了太久，一定会被大大拉动。中国的农民如果一夜间减少到一亿，不用太久，对大型拖拉机、收割机、农用汽车和家用轿车之需求一定会超过目前9亿人的总需求。

　　在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由其推动的全球现代化将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人口过多，对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或半先进技术都难以消化，就更谈不上有必要用人口来促进技术进步和有效需求了。在美国，机器人的潜在生产能力已经非常巨大，只是担心工会的反对而不敢加速采用。这些都足以令人相信“人多无用论”。加拿大、澳大利亚是明摆着的例子。孟加拉人口1.35亿，澳大利亚不到2千万，其国土和耕地面积分别是孟加拉的53倍和7.2倍。孟加拉人均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澳大利亚则上万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也只及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人多何益？。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部分中国学者认为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我认为还是高估了。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适度人口规模应该会越来越少。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人口的终极目标应至少降到5亿以下，甚至2-3亿人口就足够了。为此，我们应尽最大努力，特别是采用加大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或加速实现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社会化养老保障的举措，来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力争在不远的将来使一对夫妇平均生育孩子数量降到1.5左右或更低并保持下去。力争用100年的时间将人口降到8-10亿之间，此后，再用100年的时间，将人口降到3-5亿之间。那时的中国人，就可以彻底地扬眉吐气了。

　　以上是笔者对当今和今后人口数量与经济关系的理解。其核心仅仅涉及的是人口最优规模和人均收入最大化的问题。而实际上，人类除了人口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生活的美学问题。拥挤的富裕比不上空间宽裕的富裕；生活在”一斗流水半斗泥“的河边不如生活在“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畔；独家带花园的200平方米的别墅胜过300平方米的公寓；人工养值的速生鸡鸭鱼总不如自然生长的味道鲜美；公园中三三俩俩伙伴的闲庭信步远远比被迫如蝼蚁般密集的匆匆而过来得更加惬意。因此，即便退一万步讲，物质财富的增长可以和人口的增长始终成比例甚至快于人口的增长，这样的人口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值得称道甚至追求，也是大可予以疑问的。对此，早在1848年，当今日之英国境域内的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口只有2100万，全世界人口只有10亿多一点的时候，被认为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有过一段涉及到人类生活美学的精彩论述。笔者将其译出并引用于此，供读者品味。虽然我们今人不一定完全赞同其所有观点特别是关于资本增长方面的观点，但也许仍会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

　　“毫无疑问，倘若生活之技能得以持续改善并且资本不断增长，那么，对于全世界、甚至那些古老的国家而言，都仍然存在着容纳巨大人口增量的空间。不过，即便这种增长是无害的，我也不得不坦言，我本人认为很少有理由将其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对目前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使人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获得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所需要的人口密度，已经足够了。尽管一个国家的人口享有着充裕的衣食供应，但它仍可能是太拥挤了。对于人来说，无法摆脱无时不与其同类形影不离的状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一个隐居之可能被根除的世界，实在是一个十分糟糕的境地。隐居，就其经常独处这一意义而言，对于任何深刻的思考和深邃品质的培养，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与自然之壮丽景观容为一体的独处，是思想与抱负的源泉。而这，不仅对个人大有裨益，也是使社会避免陷入病态所不可或缺的。当放眼望去，如果所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大自然的生物全然失去其自发的生机；每一块可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土地都被耕种；每一处原本繁花似锦的处女地或天然草原都被耕犁翻卷；每一种野生的陆地动物和鸟类都因人类的食物需要而几乎绝迹；每一桩树篱或闲余的树木都被连根拔掉；总之，在发展农业的名义下，未被作为野草铲除的天然花草和灌木丛林已难得一见，这样的世界又怎能使人们有多少愉悦的心情呢？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仅仅是为了能够供养一个更大的但并非过得更好和更幸福的人群，却由此使葬送的东西导致地球失去了大部分令人愉悦的景致，那么，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真诚地希望，远在被必然性所强迫停滞增长之前，人类倒不如以稳定的状态为满足。

　　“稳定的资本与人口并非一定意味着人类自我改善的静止状态，这一点几乎无须解释。当精神的注意力得以从被迫全身贯注于存活之术中摆脱出来，就会有更大的余地发展各种精神文化和促进道德与社会的进步；更充足的空间来改进生活的艺术；并由此使之更可能和更快地得到改善。甚至工业本身的艺术特性也或许被迫切地和成功地予以挖掘，而不再仅仅盲目地服务于财富的增长。在这样绝然不同的理念下，工业的各种进步将同时结出它的理性之果，即缩短人类的劳作。在合理制度之基础上，只有当人类的增长问题被置于基于明智远见的审慎引导之下，由发明家的智能从自然力所获得的成就，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和增进人类全面福祉的手段”。

　　最后，值得一提的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中鲜有人口增长问题上的绝对乐观主义者。相反，倒是不断有科学家大声呼吁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1968年以《人口炸弹》一书而闻名于世的生物学家保罗.艾里奇，就是一个积极的人口停止增长论者。在其1990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中，他对主张人口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针对纪念保罗教皇反对控制生育的通谕 《人道传略》发表20周年时，反对节育和堕胎的天主教的主教们所宣称的：“从理论上讲，全世界的粮食资源可以养活400亿人”这样的人口经济观，艾里奇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不过，他接着发问道：“但是，把地球实质上变成规模巨大的人类饲养场，能服务于什么目的呢？”

　　《人与鹰都吃鸡》，蔡昉，《读书》，2001年第6期。

　　《人口爆炸》,〔美〕保罗.艾里奇，安尼.艾里奇著；张建中，钱力译，新华出版社二000年年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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