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辉清：我国人口政策需要适时微调

　　

高辉清新浪专栏周。(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高辉清，数学博士，循环经济专业博士后，副研究员，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与证券市场分析研究，发表经济分析文章500多篇。出版专著一部，合著十几部。

　　3月19日-3月25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高辉清。----编者按

我国人口政策需要适时微调     3月21日  星期三

　　文/高辉清

　　前不久，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既要坚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又要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内涵和途径。对学者们来说，有人从中看到的是一成不变，有人从中看到的是适度微调。

　　综合各方意见，变与不变的关键实质上在于：当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过度到“人口负债期”之后，我国的经济是否依然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本文在借鉴日本人口结构转换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初步得出了一个结论：“未老先衰”可能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进程中难以逾越的一道大坎，我国的人口政策应当在未来一个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度的微调。

　　一、现有人口政策效应评价

　　1、正面效应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徘徊在5.8左右，90年代末就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西方许多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实现了向人口低增长的转型，而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从l972年以来，由于开展计划生育，我国至少减少出生4亿人，我国每增加l亿人所需要的时间也因此延长了2.5—3年。

　　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和资源的矛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每年的新增人口多出l500万人口，我国城市缺水必然更趋严重，整个环境资源会遭受更严重破坏，下一代人的生存条件必然进一步恶化。有关专家在不同人口增长条件下对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进行模拟和比较，结果表明，生育率下降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我国GDP增长速度每年可能放慢1.3～2.0个百分点；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为13%～24%，如果人口不加控制，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将比实际减缓0.76～1.5个百分点。

　　2、负面效应

　　我国的人口政策在取得明显实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人类社会从未遇到过的一个问题——未富先衰问题。在国际上，老龄化有两个并行的衡量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的人口，都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因为只有在人们生活、医疗和健康水平之后，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才会下降，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才会延长，从而导致老年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明显上升，2000年达到7%，从而完成了人口老龄化的转变。从地区来看，有l4个省市步入老年型社会，其中上海已达ll.53%。截止200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7%。从目前趋势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至4%的速度递增，而且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有关预测表明，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12%，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开始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峰值可上升到23%左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9个百分点，步入超高老龄化国家行列。

　　当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同样的过程欧美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时间。其中，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这就导致了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产值达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l万美元。而中国2000年人均GDP刚过1000多美元。即使到了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8.23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也只有为1731美元(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比价是1∶8.05)。

　　换句话说，“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结构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问题，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方面真正问题之所在。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以比发达国家弱少得多的人均社会财富和长度短得多的时间来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毫无疑义，这是一个空前严峻的挑战！

　　二、未老先衰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显著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共性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老龄化对提高生产率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体能和记忆力逐渐衰减，从而影响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二是老年人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能的能力较差，对新经济和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三老年人相对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不利于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当然，老年劳动力知识积累和劳动经验相对丰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但总体上讲，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经济效率可能因此而下降。

　　(2)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创造和分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分配都有一定影响。在人口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老年人口越多，社会总负担系数就会越大，经济活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则越小，如果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国民收入总额就会相应减少。与此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和企业需要支付的退休金、养老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等数量相应增加，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用于抚养老年人口。在国民收入总额一定的时候，消费基金比重增大，积累基金比重相对减少，从而会限制社会扩大再生产，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

　　一般地，人们在退休前总是倾向积极储蓄以备日后养老所需，而在退休之后则取大于存，储蓄总额会不断减少。美国经济学家纳撒尼尔·H.莱夫(Nathaniel·H.Leef)利用一系列国家的数据进行过研究，结果表明：总负担系数和老年人口负担系数高会抑制储蓄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制度的推广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趋向对储蓄的不利影响。由于有退休金或社会保险供给养老保障，年轻人的储蓄倾向会有所下降。如瑞典在20世纪60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下降到低于l%。储蓄的减少会导致投资的相应下降，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4)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社会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老年人的实际收入一般较低。据1992年美国人口统计，如果以55岁的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为l00计算，那么65～74岁的低龄老年人为99.1，75～84岁的中龄老年人为67，8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只有52.7，高龄老年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与55岁的准老年人相比，降低了近一半。在减低社会总体消费需求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还会对消费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老龄人口对住房消费所占比重大，其次是食品消费和医药品的消费，而娱乐、旅游等则明显下降。

　　2、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个性影响

　　(1)老龄化将削弱我国制造业的国际比较优势

　　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都在中国，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建立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础上。但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改变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在2020年前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亚洲人口大国的人口抚养比最低时期则将相继到来。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类似，未来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必然越来越大。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律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等国)转移的速度加快。

　　(2)对人口迁移的发展形成抑制作用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而农村人口快速地向城市迁移则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省际人口迁移规模与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和0.985，呈高度正相关；几乎每增加l00万迁移人口，可使国民收入增加30多亿元、人均国民收入提高20余元，更说明了人口迁移对加快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事实都说明，人口迁移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初见其效。但是，人口迁移的主体在农村，而且主要是农村的年青人，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青人。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主要由农村年青人带动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程必然将相应地减缓。

　　(3)加大了农村养老压力

　　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在现行的人口政策之下我国城市老龄化现象应比农村更为严重。但事实上，由于大量青年人口自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有效地缓解了城市的老龄化，使得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水平总体上还要低于农村。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老得快、数量多，来自养老问题的挑战也更为严重。而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非常薄弱，养老金覆盖率仅为5%，而且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另外，上农民收入偏低，健康状况相对较差。依据权威部门的对13个省区的调查材料，中国65岁以上人口当中，有一半人口健康状况不好，其中主要在农村。这一切农村养老压力非常巨大。

　　四、日本模式及其借鉴

　　有鉴于此，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一个观点，要充分利用目前我国“人口红利”期，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基础，为做好应对“人口负债”的充分准备。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大致是从l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如果从现在算起，距离“人口红利”期结束大概还有23年。

　　然而，在这有限的“人口红利”期内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很显然，由于时间具有的不可逆性，我们无法拿对此进行试验，来获得结果。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进行国际比较，从世界上那些先行的国家经验教训中推出一些合理的结论。

　　1、三种人口转换的国际模式比较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人口转变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1)欧洲传统型人口转变模式。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绝大多数国家都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时间也最早。其主要特征如下：一是长期性。北欧、西欧各国是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最早从而人口转变也最早完成的国家。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从30‰一35‰的高水平降到l0‰左右的较低水平，大约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出生率从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长的用了七十多年(如法国)，短的也用了近三十年(如英国)。二是滞后性。欧洲的人口转变过程明显滞后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正是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进而改变了家庭的原有结构和家庭传统功能。

　　(2)日本政府干预型人口转换模式

　　日本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出生率从高出生率急剧下降，然后达到基本稳定的过程。与欧洲模式不同的是，日本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结合起来，将人口问题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同时，亦顺利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其特征：一是政府干预。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鼓励优生少育的政策(1946年的《关于新人口政策基本方针的建议案》、l948年的《优生保护法》)。二是高效性。日本的人口完成转变前后仅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3)印度失控型人口转换模式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也是最早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一，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计划生育观点并付诸行动的国家之一。早在1952年现代化刚刚起步之时，印度政府就认识到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作用，就开始推行家庭人口控制计划。然而，受早婚早育的习俗和信奉伊斯兰教等因素的影响，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得到落实，避孕措施不力，人口反而急剧增长。目前，印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l.7%。据预测，2045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在上面三种模式之中，日本人口转换模式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都是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之下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的。因而，比较日本在人口结构转换前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将有利于我们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一个相对正确的判断。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中国大约滞后于日本25-30年左右。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对应人口转换阶段应该是日本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

　　2、日本模式的成功与不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基本上是日本的鼎盛时期。对日本而言，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渡过老龄化危机实在是再理想不过了。

　　首先，日本经济高度发达，社会财富非常殷实。从1982年开始，日本大量资金开始对外投资。除了大量的美国债券外，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波恩的国宾馆、澳大利亚美洲帆船、法国的酿酒厂和香港的证券中心，无一不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事实上，到了1985年日本就已变成世界最大债权国。到2004年，日本对外纯资产已增到16000多亿美元。从国内情况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农村就已经全面实现了机械化。收割机、米麦用干燥机、农业用卡车、三轮汽车等，l961年时还很少使用，而到l971年分别增加到58.2万台、161.6万台、101.5万台。在l971年，按全国农户平均计算，每户农家的消费支出为l361700日元，折合3780美元(1971年价)，一般耐用消费品基本上得到了普及。

　　其次，企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956年，日本经济刚刚起飞，企业实力较小，没有一家工矿企业能够进入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之中。但是到了l970年，在世界最大的l00家工矿企业中，日本已有了8家，在世界最大的200家中，日本占l3家。到了l980年，在美国以外最大的500家工矿企业中，日本占l21家，居第一位。从1955年到l973年，日本的钢产量从940.8万吨增至11932.2万吨，增长11.68倍；小汽车从20261辆增至4470550辆，增长约220倍。l96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跃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

　　第三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战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依次完成了从纤维、轻工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金属、石化等重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运输机械、电气机械等加工组装型的重工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进而又实现了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渡。所谓“知识密集型”产业，指的是那些需要积累渊博的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产业，如电子计算机、产业用机械手、新合成化学、海洋开发、数控机床、处理情报和提供情报的服务，系统工程、咨询业务等。据日本官方统计，从1977年度起，日本电气机械部门的附加价值额，超过了所有其他部门；从1983年起，再加上其他产业部门对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日本每年国民生产总值中大约2／3与电子技术密切相关。而且，这些部门所创造的新价值，即附加价值，远高于其他部门。例如，从l975年到l979年钢铁业的附加价值率大约在20%至30%之间，而精密机械、电气机械等部门的附加价值率则平均在40%至50%之间。所以，发展这些部门，对国民经济是极为有利的。

　　除此以外，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体现在日本的经济是建立在技术立国的基础之上，其中日本的节能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地位，每万亿美元GDP的能源利用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75倍。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的1980—1982年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惟独日本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日本经济企划厅在1990年的《经济白皮书》中，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是：“日本企业旺盛的科技开发(投资)，是经济保持稳定和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就是基于这如此坚实的基础上，日本在人口红利之窗关闭之后，依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日本一些专家预测，再过几十年日本将因人口因素的制约而退出经济强国和大国之列。为了扭转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缓解人口老化带来的困难，在21世纪初，日本政府准备一万亿日元(合84亿美元)用于托儿所、妇幼保健项目的建设，以鼓励生小孩。2004年，政府又决定将投资2500亿日元(合21亿美元)用于不孕症治疗、儿童津贴和鼓励生育的综合性补贴。

　　四、未雨绸缪，应对“未老先衰”的挑战

　　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日本的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明天所要面对的问题。以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来对照中国的现状，我们不妨提出疑问：当我国的人口红利之窗关闭之时，我们的社会财富能够向日本那样殷实？我们的企业能够日本的企业那样具有国际竞争力？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达到对方的水平吗？笔者自然希望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按一般发展规律看，难度确实很大。而且，即使以日本经济基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之强盛，在人口红利窗口关闭之后，日本经济依然进入了“失去的十年”，而且为了避免未来经济持续地走向衰退，日本政府现在正在为增加人口而不断努力。

　　所谓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在老龄化这个问题不能存任何侥幸心理，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应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人口政策不及时做适当调整，我们老龄化带来的困难将难以想象。

　　当然，正如《决定》所指出“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目前，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历史上的政策失误所导致，不可能找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彻底解决办法。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对在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之间进行一次两难选择。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其中经济学家包括了胡鞍纲、林毅夫、和吴敬链等著名专家)都提出了一些微调政策，包括“从2000年开始实行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或者“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等主张。而且，有关研究也表明，这些方案对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确实也只能取到微调作用。以“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为例，它将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峰值大概向后推迟5年左右，而总人口峰值依然将被控制在16亿(这一规模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中国最大人口承载规模)之内。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人口政策的微调创造了有利条件。1997年国家计生委在全国组织了“人口与

生殖健康”的抽样调查，共有15000多名育龄妇女接受了生育意愿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得出的结果是，已婚妇女平均期望子女数为1.75个孩子，其中农村为1.81个。而另一项调查则显示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大概为1.6个孩子。调查还发现，年轻妇女组的生育意愿低于年长组，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调查中20～30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组的平均期望子女数大约为1.6～1.7个，仅仅略高于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率(1.5～1.6)。可以认为，这反映了未来21世纪大多数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这些调查表明，即使未来我国人口政策进行微调，既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大幅提高，也不可能明显地改变低生育率的总体现状，因而没有必要畏之如虎。

　　当然，除了适时微调人口政策之外，我们还必须制订以下配套政策：一是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21世纪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结构转变。为此，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其中包括对教育、科研和健康的投资。目前，我国对于教育的财政性投人占GN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未来采取措施积极措施，应当迅速提高对社会各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二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改善生活出生人口结构。加强出生缺陷预防能力建设，建立定期评估和预警制度，各部门密切配合，优势互补，实施零级到三级出生缺陷预防干预工程。与此同时，逐步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通过立法等措施，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以及溺弃女婴等违法行为，扭转男女比例失衡现象。三是改革养老保障体系，做到老有所养，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要广，多元化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和深化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同时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此构筑三条重要的社会保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