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对外汇储备房价和贸易失衡的看法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您曾用“来之不易”形容我国的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您能解释一下，我国的外汇储备是从何而来的，又为什么形容它是“来之不易”的呢？

　　汪毅夫：现在世界上外汇储备额最多的国家就是我国了，数额已超过一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主要来自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资本投资，前者所占比例比较大。其中加工贸易又是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加工贸易虽然为我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留给我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却是不高的，而且是由我国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取得的，所以我说“我国虽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来之不易。”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就等于中国的经济可以高枕无忧了，您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毅夫：首先肯定的是，一个国家拥有必要的外汇储备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清偿能力、保持本币的国内外信誉与国内居民对本币的信赖、应付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过多的外汇储备在国外容易招致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我国货币升值与提高汇率施加压力；在国内则会导致降低资金资源使用率、减弱货币政策调控的独立性与灵活性，如果使用不当还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和提高劳动生产成本等问题。

　　《经济观察报》：那应该如何使用以及使用多少这笔“巨款”呢？

　　汪毅夫：这里面有一个国际上通用的测定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就可以推算出我国所必须的外汇数量。经过我们推算，这个数额应是7000亿元，7000亿元的外汇储备额应该可以保证我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这笔7000亿元的外汇储备额，是不能动用的，也就是我国必需持有的外汇储备额的底线。

　　《经济观察报》：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额，对超出的部分，应该如何使用呢？

　　汪毅夫：我认为，我国过多的外汇储备额是由于经济结构、外贸结构不平衡造成的，因此外汇储备应该首先用于促进外贸结构平衡、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提升的这种战略性投资上。例如可以通过财政部从市场上发行债券筹集人民币向央行购汇，用于海外的、国内的战备投资，包括在境外投资石油等战略性资源的开发或者是国内的大型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

　　调整贸易失衡在于转变外贸增

　　长方式和扩大内需

　　《经济观察报》：在前面您提到，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重要原因是贸易顺差，而加工贸易又是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这是否反映出我国的贸易结构不合理呢？

　　汪毅夫：我国贸易的现状是，出口增速长期高于进口增速，再就是加工贸易形成的顺差在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中占有极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贸易失衡。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已经有限，而扩大内需仍是困难重重，贸易失衡的问题就会愈发加剧。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具体措施来解决贸易失衡？

　　汪毅夫：我认为，可以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调整出口市场结构。我国目前的出口主要流向美、欧，而进口主要来自亚洲地区。以2005年为例，我国对美、欧的出口比重为34.2%，进口比重仅为18%；而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占48.1%，进口的比重占66.9%。这就造成了我国进出口市场的结构失衡。因此必须要先调整出口市场结构问题。其次还要采取扩大内需和优化商品结构的办法。

　　《经济观察报》：您所说的“当前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指的是什么？

　　汪毅夫：目前世界经济增长趋势中出现了两个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机遇。

　　《经济观察报》：什么样的机遇？

　　汪毅夫：例如说，我国企业在欧盟国家的投资既可以面对广大市场，又可以回避欧盟的种种反倾销壁垒；再如非洲国家的油气与矿产资源以及非洲国家开始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向，等等。均为我国进行对外经贸多元化战略方向提供了种种有利的机遇。

　　《经济观察报》：您刚才提到的解决贸易失衡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您认为如何扩大内需呢？

　　汪毅夫：政府应该提高中低收入居民和农民居民的工资与收入，以及加大对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福利事业的财政投入，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解除他们对增大消费的后顾之忧。

　　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当务之急

　　《经济观察报》：扩大内需应从何处着手？

　　汪毅夫：农村。我国有8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2/3，是我国最广大的国内市场，是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市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但其消费的渴求却远远高于城市居民，因此农村居民的增收对扩大国内消费的拉动效果会远远大于城市居民。

　　大力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的消费，还可以为工业、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广大市场和有力的支撑，形成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良性经济互动。

　　《经济观察报》：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汪毅夫：我建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大力向农村倾斜，将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入农村，投入实施“三农”政策；还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大力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壮大县镇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开展农民工的就业前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拓展农民增收的渠道；同时对在城市、县、镇就业的农民工实行同工同酬，保证他们的工资如期领取。

　　房价为何居高不下呢？

　　《经济观察报》：中央出台实施房价宏观调控政策已经三年了，但房价上涨的势头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持续上涨，以北京为例，2006年6月到10月北京市的房价连续5个月以两位数上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汪毅夫：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房屋供给量小于需求量，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出现这种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有些开发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对建普通商品房不热衷，导致普通商品房数量极少，供应短缺，价格也就很高，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根本买不起。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没有经济基础的年轻人为了结婚，借钱买房，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也就影响了需求市场的扩大。

　　最后，有不少购房者买房是为了投资，为了出租或转卖出去以谋取利润。这就增加了住房需求的压力。

　　《经济观察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财政收入，向房屋开发商高价出让土地，是不是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呢？

　　汪毅夫：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房价宏观调控政策采取“敷衍”态度。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它们更愿意倾向让土地开发去操纵房产市场，这样，它们就可以从中取得高地价、高税收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房价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有许多需要协调的经济利益关系。

　　《经济观察报》：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汪毅夫：我国的金融贷款也助长房价的上涨。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房地产信贷政策，但金融机构面对数额庞大的存款，仍然要大量放贷“销售房屋融资贷款”和“购房融资贷款”。这将会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

　　《经济观察报》：针对目前这种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吗？

　　汪毅夫：首先，各级政府和各级党政领导在人民 (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与地方政府经济利益之间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让居民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简陋住房。

　　其次，明确划分商品房市场和经济使用房市场，在它们之间确立一个合理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实施两种不同的政策，真正体现出两者的本质差别，真正还原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性功能。

　　《经济观察报》：目前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并不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群众，同时经济适用房的数量很少，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汪毅夫：这正是我想说的另外一条建议，就是要严格审查购买经济适用房者的条件，使廉价的经济适用房真正落到中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手中。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商品房，要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保持经济适用的价格控制在中低收入阶层经济能力所能承担的范围内 (超过的部分应由政府财政作为社会保障性支出加以承担)。

　　最后一点我认为，应该召开“全国经济适用房工作会议”，统一“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矛盾。

　　《经济观察报》：您刚才提到金融贷款也助长了房价的上涨，对于它，您有何建议？

　　汪毅夫：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对其中含有泡沫经济成分的部分及早作出处理，以免酿成金融危机大患；此外，我认为对超过产业平均利润率的

　　本报实习记者 杨阳本报记者 韩彦 李晶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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