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全球经济局势变化下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夏 斌

　　金融改革面临的全球经济局势变化

　　21世纪特别是近三四年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面临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概括那时的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处于刚起飞阶段，既缺乏管理人才、工艺技术，更缺资本，因此积极吸引外资便是当时金融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如及时推出B股，海外大量举债贷款，以各种优惠政策想尽办法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等等。二是当时国内任何一项新的金融制度与改革政策的出台，几乎对世界经济与金融没有什么影响，仅仅是引起海外人士注意而已。

　　但今天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变化？仔细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之所以产生显著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格局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与影响，转变尤为明显，具体概括有三个方面：

　　中国八九十年代金融改革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时代刚刚结束。防止全球通货紧缩，特别是防止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时就显得尤为突出。当今世界经济的经济背景是，由于美国自2001年后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和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分别整治国内经济问题的同时，其政策结果，也引起全球货币流动性、全球储备货币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个经济体的加权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一直高于其GDP增长率约20%左右，2004～2006年，全球每年新增外汇储备规模均在7000亿美元左右。而2000～2002年全球新增外汇储备规模才为2000亿美元左右。今天，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主要担心。相关主要中央银行正在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择机提高利率水平。因此可以说，世界流动性偏多，是当今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世界环境特点之一。

　　在现在人们常说的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下，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动力——美国与中国，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高储蓄、低消费，长期“双顺差”，加上中国汇率正处于逐步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严峻挑战，中国的中央银行始终处于警惕货币供应过多，警惕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升过快的紧张气氛中。尽管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也曾发生过高通货膨胀，但那时的担心主要来自于国内因素，而当今中国警惕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升过快，是由于长期“双顺差”、外汇储备过多，是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交织造成的。因此可以说，防止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是当今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世界环境特点之二。

　　在实体经济方面，当今中国与过去已不能同日而语。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名列世界第四，贸易总额名列世界第三。2003～2006年的四年间，世界主要三大经济体，美国年均增长约3.4%，日本约2.4%，欧盟约1.6%，而中国的增长率遥遥领先，约10 %。不仅如此，

人民币汇率正处于升值预期。因此，“看好中国、投资中国、购买中国”，已成为国际资金投资的主要选择，这是当今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世界环境特点之三。

　　概括而言，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着全球货币过多，中国经济长期看好，世界游资积极涌向中国，中国货币调控难度进一步加大的世界经济环境中。

　　环境变化下金融改革的思考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是应该防止货币过多，引起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升，还是应防止货币过少，引起通货紧缩？这是下一步金融改革与开放中需要认真对待的大前提。

　　近四年的数据表明，起码从总量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基本不缺资金。2003～2006年的四年间，GDP年均增长约10%，广义货币量年增长约17%，M2与GDP比例之高仍处于世界前列。目前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极大的满足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而且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迅猛增长，使得中央银行担忧的是对冲操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担忧的不是货币供应不出去，而是怕货币供应太多。因此，如果从货币政策角度看金融改革，重要的不是总量问题，而是传导机制问题，是结构问题。如果从一些企业资金短缺的角度看金融改革，同样不是总量问题，而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尚存在严重不足问题，是不能把高储蓄转向企业的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中。

　　在基于国内不缺资金、全球资金过多并纷纷看好中国、投资中国的基本判断下，我们一方面要加快采取解决中国经济对外不平衡的各项综合对策，包括主动进行汇率改革，增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基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平衡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又要防止短期内世界资金过多地冲击中国。因此，我提出，要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所谓“国门”，就是汇率的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和外资对中资大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改革进程三大内容。所谓看好金融“国门”，不是不开放，也不是中断开放。从改革方向看，这三项最终是要实现完全的市场化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当前，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经济内在的承受能力，把握好渐变的节奏。

　　金融业对外开放，同其他领域的对外开放一样，没有前28年的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显著成绩。同时也应认识到，在中国的金融业已经逐渐渗入全球化的今天，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牵一发动全局，毕竟在国际上，中国的金融业还不是那么强大，弄得不好，容易使中国经济突然出现全局性、不好挽回的问题。因此，在当今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要冷静分析金融全球化中一些国家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教训，要正确把握中国金融开放的节奏与次序。

　　在正确把握金融对外开放的节奏与次序的同时，必须加快国内的金融改革与全方位创新，这种紧迫性是过去中国金融28年间从未有过的。理由有三：一是自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已宣告迈入了金融全球化的门槛，目前的中国金融运行与金融改革，已不仅仅是中资金融机构一方在孤立地进行，而是“与狼共舞”的时代。因此你不改革，就会被打败。二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中国金融体系严重滞后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明显反差与矛盾，为什么经济仍在高速成长，这是靠着许多政策的“关照”和大量外资的支撑与补充。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三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不平衡下，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海外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压力之大，是过去28年间从来没有的。我们要迎接更大的开放，必须有许多制度的改变，而为了适应这些新制度，必须要壮大自己的机构，培养自己的人才，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近期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

　　基于上述判断及其认识，当今中国必须加快国内的金融改革与全方位创新。如何加快，已不能像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那样，静止的“依样画瓢”，而必须从眼下的经济金融矛盾出发，找准改革的重点。涉及的内容很多，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关键。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在继续看好中国金融“国门”的同时，一方面尽快采取各种缓解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综合政策，包括有些是央行力所不能及的政策；另一方面央行要高度警惕日本泡沫经济征兆在中国的出现，不能简单遵循过去货币调控的经验比例，不能陷于价格调控还是数量调控，选择货币供应量目标、利率目标还是通货膨胀目标的讨论。中国当前货币调控中遇到的复杂性是其他国家未遇到过的，也是经典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答案的，因此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前应充分注意的是，要关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但从实体经济面说，关注企业流动性比关注银行流动性更为重要，从企业流动性动态变化，不失时机地谨慎调控。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不错，国家财力比较充裕，面对金融业更大开放的即将到来，彻底理顺、壮大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的时机既已成熟，而且非常紧迫。具体的内容，从横向面说，包括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

邮政储蓄体制的建设、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和资本金的补充、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与转型、有问题中小银行的治理等等，自然是应抓紧研究解决的大问题。从纵向面说，从战略意义看， 理顺、壮大中国金融机构的建设，不仅仅是对上述机构补充资本金、转型与定位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中国金融机构包括证券、保险等机构，没有严重风险问题的，也要加快组织国家资本、民间资本大规模投入。在中国金融“国门”尚未彻底打开之前，应该抓紧壮大其实力，以准备迎接更大开放的挑战。这是建立中国现代金融组织架构体系的重要基础。

　　鼓励金融机构全方位、大胆创新势在必行，可在境内彻底先开放，锤炼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培养各种人才，已是时不待人。为适应境内全方位、大胆创新，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重点完善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企业资本形成机制。除市场人士反复呼吁的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外，在企业的资本形成机制方面，要给与更大的灵活性。一是要结合中国绝大多数有活力中小企业资本的规模，进一步降低深交所中小企业板3000万元的上市门槛要求，真正鼓励、方便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鼓励自主创新，严格上市条件，开设创业板块的时机基本成熟；三是修改原有制度规定，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开展企业重组并购中的融资；四是引导产业基金向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广泛动员和组织境内闲置资金参与企业资本形成，运用杠杆效应，与境外社会游资竞争，帮助国企改革，尽快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

　　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态势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焦点与难点。除采取其他各项减缓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措施之外，区分国家外汇储备的稳定汇率功能和战略投资功能，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应尽快建立健全国家战略投资机制。政府发债或公司发债，从市场上筹集人民币资金购汇，将外汇用于国家战略急需的地方，以增强国家持续竞争力，以推动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金融运行和金融调控的市场化，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基础是，被调控对象要彻底市场化。在目前金融机构体系各方面改革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要彻底的市场化，改善金融运行和金融调控的市场化，必须实现金融机构管理者“人格”的市场化。为此，再一次呼吁，彻底取消各类金融机构管理者的行政级别、官员待遇，其时机不仅已经成熟，而且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