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

　　内部失衡既影响到当前的宏观稳定，又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情况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比较悲观

　　文/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帆

　　什么叫“内外失衡”？外部失衡主要是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失衡，出现了非常特殊的双顺差，一个是经常账户的顺差，一个是资本账户的顺差。经常账户的顺差，这实际上是内部失衡的一个反应，因为中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所以资源在国内没有用完，必须借给别人，就表现为国际收支上经常账户的顺差。

　　我们一方面有经常账户的顺差，另一方面有资本账户的顺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国际收支里就表现为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一万亿，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估算，如果现在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超过两万亿。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中央银行的资产和负债都会有非常大的增长，中央银行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且中央银行的货币错配会更为严重。现在我们的负债大概有50%是外币，如果到2010年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的时候，我们的资产会有80%要以外币来记，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都是外币的资产和负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配。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我们在用股权换债权，引进外资我们让渡的是股权，我们的贸易顺差积累成外汇储备，我们用这个外汇储备现购买国外的债权，买国外的国库券，国库券的收益是非常低的，而股权要求的回报非常高，所以我们出让了高收益的股权，换回收益很低的债权。

　　外部失衡不仅是一个宏观的问题，由于

汇率的低估，它也会带来经济结构的扭曲。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由于汇率低估，从局部均衡来说，货币贬值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贬值之后出口竞争力会提高，出口会增长，所以经济也会增长，这是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如果按照一般均衡分析，汇率被低估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而一个经济体里的资源总量是给定的，当更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就意味着其他部门得到的资源更少，而那些部门可能是更需要发展的部门，像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部门等。中国的制造业很有竞争力，但是服务业很差，尤其是对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那些服务业。中国现在有很多服务业，而且效率已经很高了，但那些是不是重要的服务业呢？餐饮业、宾馆、旅游，这些服务业的竞争很激烈，因为它和制造业一样，已经开放了，已经私有化了，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竞争了，但是教育、卫生、通讯、交通、铁路、金融等很多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而且是未来我们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要重点发展的部门，它们的效率很低，这会影响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些部门的发展很低，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价格扭曲，因为汇率被低估，这就带来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更多的资源会流到制造业、出口业，而这些非贸易品部门相对来说发展机会比较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垄断。所以，外部失衡不仅影响当前的宏观政策，也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

　　回过来看内部失衡，内部失衡主要是现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内部失衡同样既影响到当前的宏观稳定，又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情况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比较悲观。一两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后看10年、20年，情况就不好说了。我们要对政策进行调整，为未来的持续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现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主要是国内储蓄率非常高，为什么呢？我们分三个部分来看，即居民的储蓄率、企业的储蓄率和政府的储蓄率，我们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这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由于人口结构，这有点像美国当年的“婴儿炸弹”,我们在高生育时期出生的这部分人现在已经到了中年,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储蓄，在他们的生命周期里到了要储蓄的阶段;另外,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非常高，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

　　政府的储蓄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新变化。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尽管GDP增长很快，但是税收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另外，在政府支出中，政府更多的是用财政收入去投资，而不是扩大公共支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投资率很高，但是公共的消费不够。

　　另外,最近几年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很快。原来国有企业上交税款和利润之后，剩下的利润你可以留成，这是为了鼓励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性，所以原来很多国有企业是亏损的,但是现在国有企业开始盈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国有企业属于垄断部门，有垄断特权，而且价格也出现了有利的变化，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增长很快，所以这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没有变化，所以国有企业的钱并没有转化成消费，它把这部分钱留在企业里，甚至用于投资，比如投资到房地产，它并没有分红。在国外，如果企业的利润很高的话，股东会强烈要求分红。在中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国有企业，我们都应该是国有企业的股东，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要求这些国有企业把它们增长的利润分给我们，所以这些企业只能称之为部门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大量国有企业的利润留在部门，变成了企业的储蓄，结果是什么呢？政府的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货币政策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影响会有较大的差别，因为大企业的钱很多，如果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这对大企业的影响并不大，它不需要从银行借钱，中小企业却受到了损害，而中小企业本来是我们应该扶植的。这就使得我们的宏观政策很难操作。国有企业的红利应该属于所有国民，这部分利润应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道理上来说是对的，但是仍然还存在很多障碍，我们还没有解决。怎样让国有企业的红利更多地用于国民的消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既有外部失衡，也有内部失衡。我想提一个基本的政策组合:第一是进一步加快汇率政策的改革。人民币该升值的时候要升值，该扩大灵活性的时候要扩大灵活性。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实际上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从2006年汇率改革之后，汇率的波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还是很大，为什么这个情况不太好呢？因为决定我们出口竞争力的不是人民币和美元的双边汇率，而是有效汇率，最好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如果拿不到实际有效汇率，我们可以看名义有效汇率，我们现在并没有把目标放在稳定名义有效汇率上，没有实现汇率改革的真正目标。另外一个就是扩大公共支出。

　　为什么要提这两个政策呢？因为这两个政策是互相配合的，只实行其中的一个政策会出现风险。

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大的话会影响出口，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如果配合实行扩大国内公共支出的政策，国内的需求提高了，就会有一个平衡;同样，扩大国内的支出可能会带来全面经济过热，而人民币升值会起到降温的作用，一冷一热，两个副作用正好相抵，我们就可以回到一个平衡发展的道路上。这两个政策既可以为宏观稳定打好基础，同时又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如果汇率相对合理的话，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价格信号，让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有一个平衡。同样，如果我们扩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投资带来的收益，中国经济会有稳定增长的基础。另外，还有一项更为艰难的工作，就是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制造业的效益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制造业的改革和开放，尽管现在制造业里还有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差别已经不大了，面临同样的竞争压力。但是在服务业，政府有太多的管制和垄断，使服务业的发展非常滞后，教育、卫生和金融都有很大的市场，但是私人资本无法进入。当然，最近有所松动，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资金，有这么多国内储蓄，资金不会再进入制造业，因为制造业已经“人满为患”，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那么资金会流向哪些行业呢？房地产、原材料、能源，最后带来资产价格的泡沫，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买房，就是因为没有投资渠道。我们开放服务业之后，会增加很多投资渠道，出现很多新兴的企业，所以服务业必须开放。

　　对于制造业而言，开放不开放是无所谓的，因为制造业的东西比较好学，比如汽车，你可以买一辆奔驰车，把它拆开之后重新组装，这叫做“反向工程”，这是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允许的，学会了之后我可以自己生产。但是对于服务业来说，我们无法这样照搬，我们不能把花旗银行买过来，拆了之后重新组装，自己再搞一个银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很多理念，像信贷风险控制，就不是由一套机器来控制的，它存在于整个体系中，存在于每个员工的意识里。因此，我们要开放服务业，让外资进来，我们向它们学习，然后才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业发展起来。服务业如果再不开放的话，政府可能会变成服务业的一个俘虏，因为服务业的利益集团很庞大，为什么现在服务业没有开放，就是因为服务业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利益集团，在讨论一些政策措施的时候，很多相关的政府部门是反对的，如果现在不改，以后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同时结构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恰恰是我们推行改革的一个好时机。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来的配套改革，但是现在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零碎，我们应该从解决内外失衡的角度对总体的发展战略进行思考，这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服务业的发展、产业政策的调整和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都会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