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结构畸形与收入分配失衡有牵连

　　附图：历年基尼系数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计算并绘制□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劳动科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长安：经济学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就业，收入分配。

　　消费结构演变与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出现

　　主持人：近日，有研究报告称，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同时，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这个直接关系老百姓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行为的话题，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

　　这里，我们想换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从消费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也许能发现些新的东西。两位觉得如何？比如我们可否先谈谈消费结构与收入分配变动的情况？

　　李长安：从消费结构变化看居民收入变化，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有意思。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我国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5年与1978年的57.5%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下降了2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5.5%，也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

　　从资产结构看，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居民生活只是温饱，谈不上什么金融资产。1984年，我国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仅为0.13万元。到1990年，户均金融资产达到0.79万元，比1984年增长4.9倍，平均年递增34.4%。而2006年以来，随着股市的火爆，居民购买

股票和基金的资金迅速增长。

　　在人们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国消费能力不平衡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出来。197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38元，城乡消费水平之比是2.9∶1，1990年扩大到3.0∶1，2000年至2005年连续六年保持在3.6∶1左右。从城乡居民消费构成来看，2000年-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由60%上升到67.1%，而农民消费比重则由40%下降到32.9%，6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

　　赖德胜：显然，消费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是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一种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向。比如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而且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前面说到了观察消费状况的恩格尔系数，我再说一下基尼系数，这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基尼系数越小，则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其数值在0与1之间。市场经济国家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以上表示差距偏大。

　　据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是3.2：1，未来一段时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我国城乡差距将在2020年达到4.9：1。而国外普遍接受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1，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距为1.7：1。

　　又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最高20%的人口与最低收入者收入差距已经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

　　很显然，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消费与收入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

　　主持人：你们列举的研究数据和检测消费与收入结构的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着很有意思的关联关系。是的，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消费与收入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收入是消费的前提。那么，消费的变化对收入分配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赖德胜：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消费结构或者支出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另一次就是进入21世纪后的最近几年。虽然这两次关注的都是收入分配问题，但其背景和视角都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次讨论高潮出现在改革开放进行了10年左右的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刚刚从平均主义严重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对于收入分配领域里面出现的差距拉大、官倒盛行等现象，普通居民产生了较为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个时期收入分配的差距和现在相比，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产生背景不同。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资制度几乎是一成不变，工资冻结的结果就是平均主义盛行。1985年以后，我国工资制度开始松动，出现了一批“万元户”。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凭借特权，大肆寻租，引起人们不满。

　　第二次讨论高潮则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30年的今天。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如今人们的收入水平更高了，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依然感到愤慨和无奈。

　　二是消费支出结构的不同。这是我要强调的重点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由于收入水平比较低，消费物品的品种和质量相较今天要低得多。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传统的社会保障体制的瓦解，在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的支出负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上世纪80年代，传统的“大锅饭”式的社会保障体制为不少居民特别是城镇职工几乎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系列保障，诸如医疗、养老、住房、生育、子女入学等等。在这种福利体制下，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大额开支。换句话说，居民的支出负担要比现在轻得多。

　　但现如今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传统的福利体制打破后，原来几乎不需要支出的项目现在却成了广大居民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达1098元，比上年增长6.3%，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达到13.8%；在住房方面，据统计，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93年的6.6%提高到10.2%，住房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由5.43%提高到7.71%；在医疗方面，调查显示，1993年至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自费支出从56.89元增加到600.9元，增长了9.6倍。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由2.7%上升到7.6%，年均提高0.41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当前消费支出结构的差异是导致普通居民对收入分配现状不满的主要原因。除了上面我提到的两点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信息传播方式和范围大大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使得收入分配领域内的不公平现象更容易传播和扩散。这也说明，在信息化社会时代，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有更为灵活和有力的措施来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李长安：确如赖教授所说的，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与二十多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加重了人们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担心，也事实上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这是因为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高额的开支必然减少他们的实际消费能力。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缺的情况下，这些大额开支就容易对其他消费需求形成挤压。这也是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五”期间为59.4%。2000年至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2005年比2000年降低了9个百分点。在2006年前三季度141477亿元的GDP中，投资贡献了49.9个百分点，而消费所占比率仅为35.7%。

　　由此可见，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这个数值不仅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比如美国消费对其GDP的贡献率约在80%左右，即使是在日、韩等国家，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也比中国要高出许多。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消费结构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不得不因为社会保障缺失而被迫捂紧口袋的时候，少数富裕者却在奢侈品上一掷千金。消费不均衡现象导致了“有钱花不了”与“没有钱可花”问题的并存，并在事实上制约了总需求的扩大。据商务部提供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显然，消费的畸形也折射出收入分配的畸形。

　　化解消费结构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压力

　　主持人：从你们的研究看，消费结构的变动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有明显影响。那么，依你们所见，现在如何来协调消费结构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赖德胜：我认为，要解决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消费不足的问题，首要的是必须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保障体制不仅能给低收入者带来一定的安全感，还能够改变普通居民的消费和收入预期。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则有赖于公共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

　　当前我国公共财政最大的问题，就是既存在着“缺位”的情况，也存在着“越位”的情况。近几年，我国的税收有了大幅度增长，这为公共财政发挥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填补社会保障的巨大缺口。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涉及居民基本保障方面，要反思这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盲目追求“市场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在政府的公共政策方面，应尽快采取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制体系、加大对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等多种措施，尽快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刺激消费和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双重作用。

　　李长安：协调消费结构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关键还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和公平化。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归根结底还要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多年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这也是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正常的一种表现。

　　当前我国消费结构过多地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上面，出现了消费的“重型化”问题，还是必须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角度入手，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基础，把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从“重型化”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刺激消费和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重中之重，国家在这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从效果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2006年的消费增长预计将超过13%，这说明我国的消费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另外，去年实施的消费税改革，也将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消费结构的调整以及抑制奢侈品消费起到积极而且深远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

　　消费需求不足与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只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这主要是因为收入分配的状况决定了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而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又是收入分配状况的最好反映。因此，要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也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表明大多数居民未能完全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统计资料表明，在1997年之前，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虽然波动较大，但整体还是以较高速度在增长，但1997年以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就开始低于GDP的增长率。比如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实际增长9.6%；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6.2%。但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却为9.9%。到2006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0%，低于当年的经济增长率10.7%。虽然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1.4%，但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是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一部分，再加上上年的低增长，农民的收入增长难以乐观。

　　收入水平的相对滞后直接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的速度。国际上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即消费率)一般维持在75%左右。2002年德国的消费率为78%，美国为85%，印度为78%。而我国2005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8%，连发达国家的一半都达不到。消费升级的速度也受制于居民低下的收入水平。在消费商品的种类方面，中国也劣势明显，据统计，目前世界商品市场上有140万至150万种商品，而国内市场中商品种类仅约有40万种。再以服务性消费为例，目前我国的服务性消费比例还不到30%，比发达国家要低20-30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推出的“2007社会蓝皮书”指出，受到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制约，与世界上人均收入和中国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偏低。目前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落后于第二产业，中国服务业发展并没有像预计或期盼的那样进入高速或跨越式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则是影响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合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讲，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低收入者。据测算，目前我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在0.72%，农村是0.85%。换句话说，每增加一块钱，城市人花掉0.72元，农村人花掉0.85元。而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大约只有城市居民的1/3，这就使得全国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难以得到提高。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我们目前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的手中，这必然加剧了全部国民消费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容易导致奢侈品消费的畸形发展。

　　因此，要想真正启动消费，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除收入分配差距上多下功夫。近段时间以来，我国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比如提出了要大力培养中等收入阶层，提高

公务员工资和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水平，加大力度清欠农民工拖欠工资等。在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改革了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出台了新消费税政策等。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工资的提高也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这无疑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生产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冲击。而生产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也给消费模式的转变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再造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