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中国企业切勿轻言走出去

　　本报记者 曲力秋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到海外投资建厂，与此相关的话题也一再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话题。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丁学良先生。

　　《中华工商时报》：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走出去”，您怎样看它们的这种尝试？

　　丁学良：1997———2001年间，我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把世界各国对外投资动机的最重要研究成果都浏览了一遍。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对上世纪90年代初———90年代末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动机做过这样的分类：

　　一，传统的外贸企业，也就是窗口型企业。这种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有但不是很多，因为处于垄断性地位所以只有外贸公司有几家，再有就是沿海一些省份如广东省有一家，

　　二，绕过有些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配额限制。

　　三，把国内的资本盘到国外，然后再盘回国内，以便获得外资的头衔降低在中国国内经营的困难和得到税收方面的优惠。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假外资”。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从1994年到2005年11年间，到中国来投资的11000亿美元的外资中间，一半是中国的资本出去后然后再回来的，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虽然中国国内的市场变得越来越兴旺，但实际上真正来自西方国家的投资不到一半。在第三种类型“走出去”的企业中，还有一种情况是国有资产流失，即这些资产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产权还是比较清晰的国有资产，出去绕了一圈之后，产权就变得模糊了，变成半私有或完全私有的了。

　　《中华工商时报》：但在最近四、五年里，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动机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丁学良：2000年以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最大动机是找资源、找原材料而不是找市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厂，又因为中国无论是对于能源还是原材料的利用都是很低效的。虽然中国的产出价值只占全世界产出价值的百分之四点几，但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却非常巨大。这导致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得不到国际上去开拓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市场。前不久我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中国和伊朗草签了一个19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笔合作协议：中国花1000亿美元购买伊朗的原油和天燃汽供应。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这些“走出去”的大公司们，在海外购买能源和原材料时，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高10%到15%。对此，国际社会的结论有两点：

　　一是中国的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什么经验。

　　二是这些出去找能源和原材料的企业都是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譬如中石化等等，这些国有企业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和人家谈判的时候也就不太注意价格。当然，也不排除对方给了管理层什么好处。

　　《中华工商时报》：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国际上有很多争议，您怎样看国际上的这些争议？

　　丁学良：国际上的争议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现在这么饥渴地找能源和原材料，会不会重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不发达国家中那些坏的做法。譬如到第三世界国家剥夺人家的能源，对当地却没有什么回馈。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的中非会议上，中国高层花那么大的力气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解释，我们来不仅仅是掠夺你们的资源，我们来也是要和平发展的。

　　二是我们的这些国有企业去的国家都是非常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有企业在国内没有受到过很严格的劳工保护、环境保护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到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去以后仍然是以在中国经营的心态做事情，这就引起了很多冲突，譬如劳工冲突等。

　　三是中国企业去找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受到西方制裁的国家，譬如伊朗、北朝鲜、缅甸、卢旺达、肯尼亚等。

　　《中华工商时报》：您如何评价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

　　丁学良：现在还看不出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因为如果这些企业去的地方本身就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西方国家的公司、日本的公司、台湾的公司都在那里和你竞争，那你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正是因为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大部分去的是西方国家制裁的国家，所以，它们到那里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基本上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当然，最近几年也有一些俄罗斯的企业到这些地方开公司。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仅仅是看过去5年里而是把1992年以后到现在15年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做一个描述的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还是比较弱的。这是因为，中国企业本身就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中国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主要是靠国内低等劳动成本和对环境不注意得到的好处，当这些企业把经营地盘移到国外以后，这些条件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原有的竞争力也就不复存在。

　　《中华工商时报》：但在最近两年，国内一些企业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走出去”，最典型的是联想。

　　丁学良：这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国内企业通过买国外企业的“壳”、买国外企业的控股权走向国际市场，以联想为典型代表。当时国内舆论一片欢呼。但在西方却是另外一种观点：即IBM PC公司之所以把自己卖出去，是因为IBM PC想把自己未来的发展完全转移到最新的软件开发上，因为靠硬件造电脑已经不赚钱了，它们想把这个包袱扔掉。

　　所以，在产业的琏条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做的最成功的也就是买人家的硬件部分，而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部分人家是不会卖给你的。除非你把人家整个公司买下来，但这又遇到西方主要国家法律上和政治上的限制，譬如上次中国要买优尼科，就被美国国会否定掉了。客观上讲，即使这个生意做成了，这些油也只占进入美国市场的1%或2%，但在美国却变得高度政治化。

　　《中华工商时报》：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有能力率先“走出去”？

　　丁学良：在过去的四、五年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做能源和原材料的企业，它们的“走出去”严格来讲还是政府行为。如果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过去几年做出关于战略资源的重要决策的话，这些企业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有这么大的动作。这是必要的。但我还是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的是市场导向而不是政府的指令行为，只有市场导向的行为才有可能使中国企业是在对市场做过比较认真的调研、在认真考虑成本和代价的基础上走出去的，这样出去以后才不会上当受骗。而要想使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行为不是政府导向而是市场导向，就需要中国的法规和政策做相应的调整。

　　我希望看到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你看一下现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什么样的？是餐饮业。为什么中国的餐饮业在国际上有这么强的竞争力？因为：第一，它们在国内基本上是私营的而不是国营的，它们的“走出去”也不是政府导向而是市场导向。第二，它们在技术上有优势，在国内市场上已经练就出硬本事，已经是久经考验的了，所以，它们出去之后能打拼而且能生根发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企业、哪个行业能够像餐饮业一样在国际上遍地开花、生根发芽的。譬如在

　　在过去100年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之一：无论是一个产业还是一个企业，它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一个先决的条件是，它必须在本国市场上就非常具有竞争力，而它本国的市场又必须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市场。没有这些先决条件，锻炼不出能在国际市场上打天下的企业，如果国内市场本身就不是竞争很激烈或本来就不是很公平的市场，那么国内市场里培育出的这些企业就不能在国际市场这样更大的平台上去和人家竞争，因为淡水里养出的鱼，怎么能到海里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