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

　　这些失衡都与经济学的一般常理相矛盾，但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伟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面临的发展基础和宏观制度环境都和过去不一样了，这就使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我把这些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加过快，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是13.5%，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取了一个标准差，以此作为中国经济承受固定资产波动的上限和下限。我们取的结果是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出现大的变化，固定资产需求的上限是22.5%(13.5%+9%),不超过22.5%就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下限是4.5%(13.5%-9%)，不低于4.5%就不会出现严重的衰退。如果以这个标准进行判断，从2003年到2006年9月份，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连续40多个月显著超过22.5%的上限，对此大家都有强烈的感受，统计数据也许能骗你，但是生活感受是真实的。这些年来，重要的投资品和投资品生产扩张相关联的上游产品的需求量在增大，特别是煤、电、运、油，同时价格在上涨。电力缺乏，煤炭就紧。在中国，70%是火力发电，我们每年超过设计规模的煤炭产量是几百亿吨，去年是500多亿吨，所以煤矿老是出事。煤炭一紧，运力就紧；运力紧张，油荒就加剧。这几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结构上的矛盾，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需求疲软，消费品工业厂商的日子很难过，存货大量增加，资金周转速度放慢，企业的偿债能力下降，这就使得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严重加剧，失业率上升。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我在想，是不是存在客观性的原因？按照这几年的经验，如果

中国经济增加10个百分点，其中有5.4个百分点是由消费需求拉动，4.6个百分点由投资拉动，而国际社会的一般情况是，在10个百分点的经济增加中，有7-8个是消费拉动的，2-3个是投资拉动的，所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增长拉动的比重显著高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不敢说对或不对，因为这里可能存在历史阶段性的问题，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进入一个高速成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可能就是要向重化工和基础设施等行业进行大量的资本投入。

　　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到哪去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等比例地转换为人们的福利，这是一个生产结构问题。另外，消费需求疲软是不是和收入分配有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果是什么呢？收入越高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却很低，他们的消费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消费增量与收入增量相比要低，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大量的收入首先进入到消费倾向较低的人群手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本来应该很高，收入增长后，他们应该迅速扩大消费总量，但是由于中国是转轨社会，转轨就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这就使得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预期值较高，不敢花钱，而是进行强制性储蓄。医疗怎么改，教育怎么改，这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低收入阶层不敢花钱，把眼前的消费转移为未来的消费。所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问题，不仅是出于社会进步的正义性，要公平，要合理，还出于对经济发展均衡性的考虑，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可能会破坏经济的均衡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严重不协调，最后使需求出现结构性的矛盾，从而制约总量均衡。

　　第二，物价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胀的预期值很高。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连续五年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刺激需求，即使这样，我们的物价水平还是比较低。长期的高速增长对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是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老百姓对低物价的感受和物价部门的统计结果完全不一样。首先，从吃的方面来看，农产品价格在上涨。2004年粮食增产700多亿斤，2005年继续丰收，产量增加了近200亿公斤，2006年又是丰收。但是2004年粮价上涨20%多，米价上涨30%多，副产品就不用说了，油、禽类、蛋类、乳制品的成本都在提高。其次是住。购买住房的资金统计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但是租房要计入消费。但是老百姓不关心你如何统计，只要

房价在上涨，他们就会担心。中国的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之快，在当代是名列前茅的。从绝对水平来看，我们可能还达不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

房地产价格的增速非常快。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购买住房的需求就开始活跃，我们现在是人均1700多美元，如果按中心城市计算，基本达到3000美元以上了，但是购房需求仍不够活跃。从目前来看，中国房地产业的成本和效益很难有正态的变化，成本下不来，规模经济上不去，因为企业太小了。房地产是要求规模经济起点比较大的产业，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业是一个寡头市场，不能完全竞争，也就是几家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它们的土地储备能力强，融资信誉高，固定成本被摊薄，这样效益才能上去。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权力和房地产市场纠缠得太深，很难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规模效益，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一人切一块，分割得太碎，这个局面可能将来会改变，但是需要一个过程。

　　除了吃和住之外，还有教育和医疗。大家现在都很关心高等教育收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每年收取的学杂费标准是4500元，2006年又降了500元，这在北京大学各院系中还是收费最高的。所以，大学收取的费用，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是能够承受的。当然，对于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社会要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学校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曾经问过一些北京的托儿所的所长一年收取多少费用？如果托儿所比大学收费高出很多，这就有问题了。从经济学原理来说，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了资源的价格，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教育资源，它比一般的托儿所教育资源要稀缺得多，价格也应该更高，这样人们才能更经济地使用它。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收费还没有小学、中学高，大学收费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前面呢。

　　医疗方面，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严格地讲，它是不能产业化的。所谓产业化，就是市场化、企业化，其目标是盈利最大化。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领域，消费者没有谈判能力，你明明没有病，他说你有病，让你去做收费很高的检查，给你开昂贵的药，虽然治不了病，但也没有什么坏处，可是对于医院而言，这是有好处的。因此，对于信息典型不对称的领域，要靠政府的力量进行监督。

　　吃、住、教育、医疗，这几个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很大，这几项的价格都在上涨，所以老百姓对未来物价的感受和预期，与国家物价部门发布的数据感觉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想这也正常，我们不能说统计不科学、不严谨，也不能说老百姓的感受不真实，只能说，被记入物价指数的很多商品的价格变动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电视机、化纤、纺织等。总的来说，现在的物价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未来物价的担心程度却很高。

　　第三，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但失业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成倍提高。这又是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加速度比前一时期显著加快，失业情况至少应当有所缓解，因为出现了新增的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里，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7.3%，每年城市登记失业人口是500多万，城市劳动力大概有2亿多，500多万就是占到2.5%左右。从2003年到2006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0%以上，而2005年的城市登记失业率是4.2%，将近一千万的失业人口，几乎比前几年翻一倍。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失业率反而成倍提高呢？道理很简单。首先是工业化，工业化就是资本替代劳动，工业化越深入，资本投入量越大，买设备的钱就越多，雇用的工人就越少。其次是市场化，市场化要求减员增效。过去有大量的以企业富余人员的形式存在的隐蔽性失业，现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公开化，企业就开始减员增效。

　　第四，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是产能过剩压力日益增大。去年上半年国家商务部对600种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0%多消费品市场是供大于求，10%是供求基本均衡，没有供不应求的情况存在。商务部还对300种生产资料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调查，供大于求的大约占70%多，供不应求的仅占8%左右。所以，无论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市场过剩的情况是很普遍和很严重的。更为严重的是，现在消费品工业和投资品工业还普遍存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也就是说，还没有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就已经存在过剩的情况。

　　第五，在内需疲软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迅速提高。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经济贸易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它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例常年稳定在20%左右。这就是大国经济，经济是内向型的，80%的产出靠国内市场。而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60%，太高了。我们的出口顺差在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今年要过万亿。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微观上，你要支付利息，宏观上，外汇账款会增大通胀的压力。去年人民币投放增加的速度很快，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超常，这并不是因为一般的商业银行的信贷增加，而是外汇账款增加了，增速超过35%。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失衡，这些失衡都和经济学的一般常理相矛盾，但是如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考虑，这可能是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