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深化银行改革 改善金融生态是关键

　　

新浪专栏作者刘煜辉。(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刘煜辉，湖南长沙人，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金融研究所结构金融室副主任，研究员，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近年来在《经济研究》、《比较》、《世界经济》、《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国内外高级别学术会议报告论文多篇。

　　1月8日-1月16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刘煜辉。----编者按

深化银行改革 改善金融生态是关键  1月11日 星期四

　　刘煜辉/文

　　今年上半年，一份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工作报告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报告称，尽管中国已将数百亿美元的政府纾困资金注入大型国有银行，并将银行的大量股权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但这些银行目前仍没有进行商业化运作。“这些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运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许多银行仍将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贷款几乎或完全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定价。” 该报告因此得出结论：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对“银行运营方式的影响(可能)很小”，并建议引入“一套标准的银行经理人业绩激励机制”，通过激励银行经理人，让这些机构的业绩得到可持续的改善。

　　应该说，IMF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也许是在意料之中的，但开出药方却未见得高明，显然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们还是不能真正体味到中国金融业运行的深层次体制环境。

　　比方说，社会法律和信用规则的严重缺失，加之严格资本监管约束，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很难得到实质性提升，信贷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短期利率倒挂，侵蚀银行的利润，增大银行利率风险。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与地方政府合作的路子上去。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允诺向地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贷款和资金支持，而地方政府则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这种源于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银政合作”模式在国内商业银行界迅速“走红”，最近查处的内蒙的“新丰”电厂项目，高达200亿的违规信贷几乎把中国全部的全国性商业银行都囊括其中。

　　勿庸置疑，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等举措，对于拒绝政府对于银行业务的直接干预,使得银行尽快通过改革找到真正的出资人、改善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中国银行业问题事实上是中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的累积，非商业银行自身能够解决。在现行的体制环境中，一个现代商业银行的微观架构是否能保证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要求？客观地说，IMF的报告认为股改后的国有银行并未按商业化要求运作，这一判断并不确当。事实上，当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种种行为的确是按商业化盈利机构的要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现实选择。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主要依靠政策规范和法令来展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客观地说，选择这样的改革和发展路径，是由特殊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要想迅速地摆脱传统体制的羁绊和在经济上实行“赶超”，没有外部力量的强制推动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强政府”也容易形成权力的资本化，以及经济发展对过强的政府管制的依赖，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由于政府行为渗透至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易导致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异。“红帽子”企业以及官商勾结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症状。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中，政府尽管从一开始就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减政放权”、“松绑让利”、“转变政府职能”，但在很长时期内，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并没有显著减弱，近些年似乎还有越来越强的趋势。特别是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财政收入的份额就一改持续了近15年的下降趋势，自1995年起开始不断攀升，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的可支配收入(包括国有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2004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2.64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4700个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未分配利润近6000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4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4.25万亿，接近占到当年GDP的27%。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所以讲，我们一直在热烈争论的中国的投资率的高低问题可能仅仅是一个表象，表象背后才是问题的症结：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中国投资问题的症结远非高低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之虞。

　　应该讲，随着近些年银行微观治理的改革推进，政府对于信贷直接干预的做法已经受到很大的约束(过去许多地方的做法是，由领导班子“办公会议”决定项目，要银行给予支持)，但是各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却在不断增强，通过各种方法控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事实上也就掌握了对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利的结合。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微观治理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外部战略投资人的入股)不能保证达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要求。可以看到，刚刚完成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与地方政府合作的路子上去。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允诺向地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贷款和资金支持，而地方政府则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实质上，这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出面揽下的信贷批发业务，而其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财政担保。可以说，在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的模式下，即便是银行从微观治理层面将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挡在门外，但迫于经营的压力，最终还是挣脱不出现行的体制框架，要想廓清政府与银行之间纷繁的关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金融生态”一词正是周小川行长对当下中国金融运行中这一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的十分到位和确当的概括。中国的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还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经济关系在金融领域体现为货币和信用关系，经济运行的矛盾最终反映为金融问题的累积，经济运行的碰撞反映为金融风险的积淀，最终形成金融风险源，都可能威胁地区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地区经济的安全。故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风险的本质是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换言之，中国的金融风险与其说是源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本身，不如说是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所诱发。正如自然生态一样，一旦受到污染而恶化或者破坏，风险无疑将成为全局性的。

　　故此，时下进行的中国的银行改革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优良的微观机制都是依条件而运行，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等所重构的公司治理要实现真正从“形似”跃升为“神似”，要想真正成为银行改革“化学变化”中的关键性反应步骤，改善金融生态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中国银行体系的内部改造进行到一定阶段时，要想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成果，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外而内的轨道上来。政府职能转换、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等等，这些金融生态的要素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不可或缺的精准反应条件和合适的催化剂，如果缺失，当下一切的努力又可能会泥牛入海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