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中美战略对话有利于平衡世经格局

　　成型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机制，对于平衡世界经济格局的意义深远。

　　12月14日至15日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将焦点集中于三个议题，即贸易平衡下的可持续增长、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能源和环境安全。由于本次对话阵容豪华，几乎囊括了中美双方所有经济部门的首脑，使得笔者在关注这次对话具体达成了哪些协议、双方各自做了哪些让步之外，更关注这样一点，即这是中美之间第一次向“战略合作”方向发展，尽管这还仅是在经济领域。世界经济格局的平衡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中美都希望达成“战略性”共识，而不只是原地转圈。

　　我们注意到中美对话机制被冠以“战略”二字。美国曾经并不认为中美之间是战略合作关系，而是战略竞争关系，后来双边关系被前美国贸易代表表述为“利益相关者”。今年8月的中美高层会谈，美国不同意使用“战略”一词，因为美国认为“战略”对话是在合作伙伴之间进行，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同盟者。

　　这次美国与中国建立高规格的对话机制，并冠以“战略”二字，虽然只限定于经济领域，但微妙的变化还是颇具深意：第一，中美双方似乎都愿意对目前的“经济利益”更多着墨，而淡化以往的意识形态分歧，以求在“经济战略”对话中创造共赢；第二，双方都希望走出“施加压力——几十亿经济合约的回应——更大的摩擦和争端”的循环怪圈，通过对话建立稳定的经济框架和规则；第三，双方都希望在经济战略的发展目标上达成一定共识，特别是美国，更希望通过对话引导中国未来的战略方向。保尔森先生很明确地表示，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

　　其次，高规格的“双边”对话机制创造了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机制。国际经济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许多“多边”交流沟通机制，G7、G8、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多边”机制；G20应该是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混合的多边”交流机制。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也应该是各有专门领域的更大范围对话的“多边”机构。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如此“隆重”的对话机制，实际上是美国与欧盟作为欧洲25国美国盟友的整体代表建立的特殊的“双边”关系以外最正式的“双边”对话机制。这一对话机制的建立，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用保尔森的话说是，“美国和中国加起来几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全球都希望两国一起努力提升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已开始改写冷战以后世界经济由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左右的格局，也冲击了亚洲经济由日本引领的大雁模式。中美对话揭开的不仅仅是两国经济战略对话的序幕，更是“南北”对话的序幕。国际经济舞台将增加一些新的主角和新的题材，包括中国因素、印度因素在内的“发展中因素”开始影响世界经济，而不只是“发达因素”。世界游戏规则正在改变，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此外，中国在金融市场和能源问题上的合作对双方都具战略意义。

　　保尔森先生非常明确地对中国政府表示“政府能提供给国民的经济利益上最好的服务方式是，欢迎所有领域的健康的竞争，包括服务业。特别是，提升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度，可以成为所有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增长的催化剂。”

　　美国是金融强国，而有着巨大储蓄潜力、成千上万上市资源、未完全放开资本市场及产业购并潜力的中国，在金融领域仍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因而某种意义上讲，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其意义近似当年新大陆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近期来说，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有巨大的比较优势，美国金融服务业的输出，有利于平衡商品贸易逆差，改善经常账户的赤字状态。在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后，美国的金融业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推动金融业在中国的大规模拓展，我们今后应该更多地关注美国金融服务贸易盈余对美国经常账户的贡献，美国与中国在商品加“服务”的贸易记录可能要大大改写了。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石油进口国。虽然中国需求还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但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的石油需求增长，无疑将分享世界石油的

蛋糕。保尔森先生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消费国，我们需要讨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使用能源。”美中两国提早对各自的石油战略进行协调，有利于缓解不必要的恶性的两败俱伤的能源竞争。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某种意义上是双方为处理诸多矛盾而做的明智选择。中国目前在比较优势和发展层次方面还与美日欧有着相当的差距，而在比较优势交替过程中，则会出现许多利益的重新分配，新的分配格局难免带来许多矛盾，而在解决矛盾的诸多路径中，“对话”意义重大。

　　对话机制的建立至少说明，中美双方都不愿意采取强硬的方式，而愿意审时度势求同存异，变“摩擦、冲突、敌对”为“谈判、沟通、对话、协商、合作”。这当然是明智之举，是两国人民和世界经济之福，也是共赢与务实的思维之果。(左小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