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本刊记者 徐琳玲 编译

　　2006年11月16日，著名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4岁。

　　弗里德曼是二战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然而，世人真正意识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不过是最近20年间。在美国国内，弗里德曼19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等主张正被公众广泛讨论，在国外，他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1912年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弗里德曼，是一户俄罗斯犹太移民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的男孩。母亲经营一家干洗小店，父亲则靠四处打零工维持家中生计。虽然弗里德曼后来常常抨击美国公共教育制度，早年却是美国诸多福利制度的受益者。和几个姐姐一样，他读的是免费的公立小学和公立中学。

　　靠新泽西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弗里德曼进了一所私立大学主修数学。这位穷人家的孩子当时的目标很实际——当一名收入颇丰的保险

　　这期间，他幸运地遇到两位引领他走入经济学殿堂的老师：Arthur F. Burns和Homer Jones。在两位恩师的鼓励和推荐下，弗里德曼抛弃杂念，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

　　1932年弗里德曼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这是个世界性的、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之前，我从未能想象得到，之后，我再也没能从中摆脱出来。”这里活跃着一批思想独立的经济学家，他们不认同整个经济学界的看法，认为大萧条的发生与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危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件人生大事，是遇到了一位名叫罗斯的经济学系的姑娘。第一次约会，弗里德曼就很想吻她，在他眼里，她是一位“羞涩、腼腆、可爱、聪明绝顶”的姑娘。6年后，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

　　此后10年间，弗里德曼在政府机构谋生，研究消费、职业收入和税收政策，为美国政府的预算、经济政策提供研究参考。政府庞大机构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营私舞弊，给他留下了印象。一套全新的经济学思想，在弗里德曼的大脑里逐渐形成。

　　回母校任职后，以芝加哥大学为阵地，弗里德曼从1950年代起全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并完成了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消费功能原理》。当时，凯恩斯经济思想统治着整个西方世界，人们都乐观地相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个身材矮小的犹太人却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到处宣扬自己的“歪理邪说”。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受尽白眼。由于学术界的不认同，直到二战后，才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在194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独立职业行为的收入》。　　

　　靠着个人赤手空拳，弗里德曼终于让这个世界承认了“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然而，他真正在经济学界奠定地位是在197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经济出现了如他所预言的“高通胀”困境。1977年开始，弗里德曼在公共政策领域尤为活跃，美国各大主流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经济政策评论。

　　戏剧性的是，首个接受弗里德曼思想的，是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弗里德曼曾为智利政变上台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出谋划策，治理智利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并取得成功。这为他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了麻烦，有人甚至在颁奖现场抗议。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弗里德曼是惟一一个没有全票通过的获奖者，赞成和反对票数之比为3：2。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自觉不自觉地把经济与政治联系了起来。他承认：“我有温和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出于科学态度，他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现状，“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不过，弗里德曼始终认为，学术研究才是自己的根本，他才不会在“兼职”上浪费太多时间。“我始终有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仅仅批评政策。我在学术界有牢固的地位。我不怕失业，不怕受到迫害。”“我的一些学生全力以赴去做政策评论，有些人的日子还凑合，但有些，尤其是那些到了华盛顿住着不走的，则处境堪忧。首先，你得找份安定的工作！”

　　1970年代末，弗里德曼夫妇参与制作了一套10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系列片，系统地阐述他的经济、社会哲学思想，片名为《自由选择》。这套节目1980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根据该片整理出版的同名书籍，是1980年美国非小说类最佳畅销书。《自由选择》传播甚广，甚至到达了凯恩斯的老家——古板守旧的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也吸取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1990年代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听从他的建议，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

　　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新旧千年交替之际，经150名经济学家投票，他被承认与凯恩斯齐名，成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声誉日隆的弗里德曼夫妇周游世界，布道讲学。他最想做的是把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推销给中国领导人。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1990年代中国所走的道路，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国有企业改革等，正是他1988年给中共中央的备忘录中的建议。

　　对中国的改革问题，弗里德曼始终抱以极大的热情。他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