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掌舵中国银行业的监管航母

　　本刊特约记者 吴志菲

　　刘明康档案盘点：

　　刘明康，福建福州人，资深金融家，有“银行业温和的铁腕”之称。1946年8月出生于上海，1987年7月硕士毕业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历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分行前身)干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部门经理，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信托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福州分行(福建省分行前身)副行长、党组成员，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秘书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等职；曾出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现为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业协会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主任委员，系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今年“两会”期间，银行业的开放和改革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刘明康被夹在财经记者的围追堵截中，儒雅与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丝毫未减，他从容地应对媒体的“拷问”。　

　　那时，刘明康就十分明确地说：“我们支持银行改制上市，至于上市地点则由银行的董事会定。银监会是不会干预的。”不过，刘明康并不掩饰自己的倾向，“我个人看来，还是比较赞同在国内上市。”这表明了，在银行业改革与银行业监管的理念方面，刘明康和他所掌舵的中国银行业监管航母——银监会，是在追求一种“绅士”风度。　

　　一、“做过运动员的裁判员”当过“救火员”

　　2003年4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正式挂牌，刘明康领命担纲。从商业银行行长到银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刘明康的经历引起记者的浓厚兴趣。“我是一个做过运动员的裁判员，因此我非常了解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愿望。”刘明康说，“我会保护他们参加职业赛的那种渴望和追求，我也会时时提醒他们，你虽然是职业球员，但是你也必须上运动课和日常训练。由此来保护他们在职业赛时不会受伤，不会违规，也不会屡战屡败。”

　　刘明康屡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刘明康一直被视为解决银行系统内问题的专家。他先后两次被当作“救火员”，派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后来出任银监会首任主席更是如此。

　　1999年，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因受贿罪被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明康于当年7月被紧急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刘明康的任期虽然前后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他在光大银行推行的改革举措,却可谓“牛刀小试”。刘明康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光大的财务结构以及加强投资过程中的内部风险管理。他强调整个集团，包括上市公司，都必须采用国际惯用的会计准则来审慎管理财务。在此基础上，1999年11月11日，中国光大集团收购了申银万国证券18%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同年，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合资成立了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这些举措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开端。

　　2000年，仍在光大集团工作的刘明康接替王雪冰担任了中国银行行长一职，而王雪冰则因为在职期间

　　重回中国银行后对其多年体制积弊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世人充分领略了刘明康的金融才华。广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刘明康邀请花旗银行的专家对中行进行“诊断”，启动了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整合工程。经过多次论证的整合方案已进入细化阶段，为中行建立先进的业务和管理流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刘明康深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健全的决策系统，对银行的长远发展影响重大。鉴于此，他着手构造了以尽职调查和后评价为基础的科学决策系统，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与采购评审委员会。藉此，中行完善了对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制衡机制和风险评审机制，有效防范了授信决策、资产处置、基建及大宗物品采购中的道德风险。另外，在刘明康的推动下，中行修改了《中国银行章程》，完善了董事会职能和议事规则。

　　不过，在中行影响最深广的，还是刘明康推出的“地毯式轰炸”综合考核制度。所谓“地毯式轰炸”，据中行人士解释，即“每个员工都要接受领导和同事的打分，根据得分情况来考评其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中行共撤换6位省级分行行长，这种整顿力度在国内银行界可谓石破天惊。

　　2000年，中行开始对32家国内分行负责人的经营管理绩效进行考核；2001年，考核扩大到20家国外机构负责人和全行所有员工，考核结果与奖金发放、员工晋升和培训使用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行工作作风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2003年3月21日，中组部先后正式宣布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出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

　　当日下午4点30分左右，中国银行处以上干部会议在中国银行位于北京西单的总部举行，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宣布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当时，刘明康向中国银行总行员工作了告别演说。会上，讲到动情处，刘明康多次哽咽，在场的员工无不感叹万分。显然，刘明康对中国银行的感情是真挚的。在向大家深情话别时，他这样评价自己在中国银行的3年：“这3年，是中国银行90多年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我们经受住了重大的考验，走过了很不平坦的发展道路。”

　　王雪冰事件、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事件、广东开平事件、中银香港成功上市、金融控股集团的试验等，刘明康的确经历了中国银行悠久历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在这3年里，人们依稀看到了一个颇具胆识的银行家身影。

　　2003年4月，银监会的成立无疑在中国金融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刘明康正式受任掌门，开始了由一位职业银行家向监管者的转变。

　　怎样做才算是一个良好的监管者？在银监会成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表示：“我们根据国际经验，设立了6条标准。第一，我们的工作要能够促进金融的稳定，同时又促进金融的创新；第二，努力提升我们国家银行业在国际金融服务中的竞争能力，作为中国的银监会要响亮地提出这个口号；第三，对各类监管设限做到科学合理，监管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四，一个良好的监管者要致力于金融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并且为维护这种有序的竞争，反对无序竞争，做出自己的有效努力；第五，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要实施严格、明确的问责制；第六，高效节约地使用一切监管资源，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得为民所谋。”

　　在这一番监管宣言里，人们透过“促进金融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问责制”等新鲜字眼，隐约地感觉到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新理念。

　　经济的持续过热使银行业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焦点，一连串的政策信号从这里发出。刘明康带着他的一班人马，风风火火地进入了自己的监管者角色。刘明康的求真务实作风，从他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匆忙身影中可见一斑。从刘明康的有关行程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关注在宏观调控政策大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基层金融机构面临的新问题。同时，他对企业的金融需求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不仅关心国有企业，也关心民营企业的金融需求。在银行和企业两者之间，他很好地完成了作为监管者应做的工作。他明白，监管的目的不仅是让金融机构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在拓展业务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要为企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他观察问题细致具体，对于有着较强生命力的，对国家的就业和税收作出贡献的小型企业的金融需求，一直给予较高重视。

　　初到银监会的短短第一年中，刘明康就马不停蹄地相继到各地对大小银行进行了专门调研。一系列的监管方案在刘明康“事必躬亲”的操作中渐渐浮出水面：一年间，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于印发<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等各类草案、办法、意见稿等16个；开展了对部分行业贷款情况专项检查、部署全面清理在建和拟建项目固定资产贷款等4次专项大检查;加强了对银行票据业务的监管、开展了对信托业的数次检查……

　　但是，热情并不能帮助刘明康和他的新班子收放自如，相反这个崭新的机构和它的领导人在仓促进入“至高”角色之后，感觉上的不到位和现场经验的不足，不时使自己置身于各种非议之中：宏观调控总体政策导致的资金紧缩被不由分说“嫁祸”在银行的信贷政策上，刘明康和银监会首当其冲成为质疑对象。

　　刘明康并不申辩，但坚决地表示，在监督管理实践过程中，银监会将坚持一面鼓励创新，一面加强监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绝不会成为创新的阻力。身处中国改革关键的银行业中心，刘明康肩上的压力可以想见。

　　银监会和央行的角色关系曾一度是外界猜测焦点。刘明康明确表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银监会的监管工作将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将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共享监管信息。”事实上，银监会如何能稳妥而又恰到好处地和央行保持政策步调上的协调，保持管理口径上的一致，同时又能走出与央行并行的“体制摩擦”阴影，树立自己独立的监管形象和权威，对刘明康仍是重大考验。

　　刘明康强调，要做好监管工作，不能仅仅将目光关注在银行领域中，不仅要关注国内的经济金融发展，还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要将银行监管工作与国际经济形势、国内经济运行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谈到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时，刘明康说，各级监管部门要密切关注和分析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的变化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尤其是对国民经济中产能过剩等问题要进行深入研究，将风险防范关口前移。各级监管部门还要关注国际监管领域和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的新变化对银行业的影响。

　　二、丰富的银行业从业经历让他深谙现代金融理念

　　1979年，33岁的刘明康来到了南京，成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分行前身)的一名职员。刘明康的金融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刘明康在南京工作时，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勤奋。”一位曾与他同事多年的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人士回忆说,正是凭着这种勤奋，刘明康由南京走到了伦敦。

　　1984年，刘明康以过硬的外语和银行业务水平，通过层层考试被选拔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刘明康对选拔考试是情有独钟的，通过这种考试，他的才华得以充分显现，所以一直到现在，中行选拔人才一般是通过考试来进行。”中国银行的一位员工回忆说。

　　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伦敦给年轻的刘明康营造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绝佳环境。1984年7月至1987年4月，他先后担任中行伦敦分行贸易清算部副经理、业务发展部经理。其间，刘明康还于1987年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毕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位熟悉刘明康的中行人士说:“(刘明康)利用在伦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银行管理知识，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当41岁的刘明康在英国修完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时，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也许不会想到，这个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伦敦城市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将会对中国金融业有如此作为。 事实上，除了MBA的求学经历，以及在国内金融业显赫的从业履历之外，刘明康还曾在英国从事了将近3年的金融实务。知识与实践的双重背景，让这位中国银监会主席能够更便利地从英国监管体系中吸取经验。

　　1987年回国后，刘明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信托公司总经理，此后任中国银行福州分行(福建省分行前身)副行长、行长。

　　1993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省希望配备一个熟悉金融、精通外语的领导干部。此时，任中行福建省分行行长的刘明康进入了有关领导的视野。是年1月，刘明康离开工作了14年的中国银行，走马上任福建省副省长，主管经济金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工作。8月，刘明康又兼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组建，刘明康从福建调往北京，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国家开发银行属于新成立的政策性银行，没有运作经验可以参照，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刘明康当时为开发银行的建章立制做了很多工作，为政策性银行的运作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国开行一位人士回忆。

　　1998年4月，刘明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兼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一名金融监管者。

　　1999年7月，出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在鼎力相助光大集团稳定发展之后，2000年2月18日，刘明康回到中国银行，任董事长兼行长。

　　可以说，从1979年步入中国银行开始，刘明康的命运就与中国银行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和管理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过高层领导，对中国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可谓了如指掌，中间还担任过福建省政府的副省长兼秘书长，“对企业和政府如何协调关系从善如流，举重若轻。是一位深谙中国国情并务实稳健的领导”。一位银行界高层人士这样评价刘明康。

　　国外同行称赞说，刘明康是中国阅历最丰富、最国际化和最精明强干的银行家之一。他拥有超群的业务经验和实践能力，不仅实际经验丰富，作风务实，而且具有远见卓识。正是如此，刘明康还被当选为国际金融协会副主席，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该机构组织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刘明康以通晓外事、擅长国际金融业务著称。1996年，国家开发银行在日本发行了自己的第一笔武士债。当时，刘明康率领路演团队，从欧洲飞到美洲，满世界地跑。2002年年中，中银香港上市，他不止一次飞到日本去说服日本投资者。纽约分行出事，他往返于北京、纽约之间，跟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的人谈判。

　　早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式教育加上近30年的金融从业经验，让刘明康深谙现代金融业理念是重塑中国银行业的灵魂。业内一致的看法是，刘明康是个具有浓郁国际化风格的经营者。在决策过程中对外籍专家意见的倾听和重视,就显现了刘明康的开放思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银监会组建了由国际知名金融人士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包括了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英国英格兰银行前行长爱德华·乔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杰拉尔德·科雷根等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国际金融界人士。他们在帮助制订中国银行业改革计划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际咨询委员会的6个高级顾问中，有3个是英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前任官员。有人分析说，刘明康的监管理念有“英式监管”的色彩，便常以此作为一个佐证。事实上，与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渊源类似，英国金融服务局也是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的，应该说，英国对银行业监管的做法对中国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

　　不仅中国银监会的“外脑”被打上了非常浓厚的英国色彩，即使就刘明康本人而言，也有着鲜明的英国烙印。1997年至今，东南亚、南美，甚至美国等世界多个金融市场都出现过动荡，但英国的金融市场稳定而不乏活跃，没有发生过大的金融风波，这不能不归功于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全球金融界获得良好口碑的英国金融服务局，自然成为中国银监会的国际标杆。

　　在金融圈内，刘明康以坦率、不尚空谈著称，这也体现在他对金融风险的清醒认识。他说：“多年来，我国银行业一直与风险赛跑。”刘明康认为，中国银行业主要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这三大风险。

　　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这三大风险中，刘明康认为，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信息披露、信息透明是改变信用风险居高不下的关键所在。

　　1999年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接近50%，相当于当年GDP的40%至50%。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曾经对这个数字作了很多的粉饰。银监会成立后，即以真实数字示人，反而取得很大的公信力。市场风险随着公众与企业两方面的需求不断高涨，市场风险也在不断高涨。

　　刘明康认为，银行业案件高发态势始终没有得到很好控制，这是操作风险。他说：“银行业出现了一些丑闻和重大案件，这暴露出银行内部管理不善、制度形同虚设等问题。总结起来有‘三个80%’现象和‘三个一’现象。职务犯罪80%，尤其是一把手犯罪问题严重；案发在基层的80%；内外勾结作案的80%。一把手纷纷落马，内部环节一路打通，犯罪分子一跑了之。主要是我们的信用文化和管理制度出现了问题,好人主义盛行,有章不循，规章制度不能与时俱进。”

　　这位敢于直言的金融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在于分支行长权力太大，组织架构层级过多，缺乏效率，计算机系统只是模拟会计的手工运算，没有真正的数据库概念，而无法做到实时监控，假账不能被及时发现。“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一个银行有几千个行长。”在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刘明康此语极具穿透力。

　　在2004年打击银行业内部违法违规过程中，时常笑容可掬的刘明康给人们留下了“铁腕”的印象。2004年银监会的现场检查使一批高级管理人员相继落马，银监会因此也有了“金融警察”的美誉。2004年全年银监会共查出违规金额5840亿元，比上年增加4072亿元。同时，在银监会建议下，各类银行机构实际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还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被银监会依法取消任职资格。同时，全系统共派出检查组1.67万次，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邮政储汇局等进行了全方位检查。以通报、警告和罚款等方式,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刘明康非常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与原有的资本监管相比，《新资本协议》更加注重风险管理。2004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新资本协议后，银监会立即组织了翻译。刘明康认为，新资本协议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允许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IRB法)计算监管资本，这将有利于促进银行业提高风险管理技术。

　　“许多新同事的英语口语面试常常是由他亲自主持。”刘明康的同事说。在一次银监会团委委员会议上，刘明康对银监会的青年员工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加强外语学习。他说，银行业作为一个国际性行业，外语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没有一定的外语技能而仅仅依靠翻译，就会给工作造成极大的不便，时效性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学好外语对银监会广大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非常重要。要采取有效措施，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今后提拔干部，特别是40岁左右的干部，要逐步把外语水平作为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很多专业术语的英语随手捻来，刘明康一口流利的外语给国内外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有妙趣横生的口才，员工都很喜欢他。据和他共过事的人说，刘明康的智慧往往是在轻松的气氛中流露，即使是硬梆梆的工作思路，也会在幽默诙谐的演讲中让人心领神会，“大会讲话时，下属员工很爱听他的发言”。

　　在深化银行业改革过程中，如何培育健康的信贷文化也是刘明康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利用多种场合向人们宣讲“信贷文化”这个宏观的词语。或许只有到将来的某一天，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位具有国际水准的、有远见的金融家的良苦用心。

　　三、答疑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热点问题

　　“西部经济发展最缺的就是资金，可如今大项目、小企业和贫困农户都苦于缺少资金难发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起经济发展中的贷款难题，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赵家兴皱起了眉头。

　　听到他的困惑，正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听取意见的刘明康当即给出“三招”解“三难”：

　　“大项目怎么拿到钱，不能只躺在国债项目上等靠要了”，刘明康说，应该用项目融资的办法,组织银团和社团贷款。第一，项目发起人要承担起大型项目建设期内的风险，保证项目按期建成；第二，项目建成以后的还款风险由银行承担，用高速公路、旅游园区、水电站等项目未来的经营收入还贷，并将经营权抵押给银行。如果做砸了，就通过招投标找能干的投资商来经营，投资商可以是境内的，也可以是境外的。第三，要坚持“照付不易”原则，签订协议，投资商就要保证一定的客流量和经营额，如果达不到仍要照价支付。做到这三点，大型项目融资将会不再困难。

　　大量的小企业是西部经济发展真正的活力所在，可现在却是银行不敢贷、企业又贷不到。刘明康说，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激活风险投资基金，更要把它引到好的小型项目中来，包括那些新技术项目和旅游项目等。谁有资金，谁就可以组成风险投资基金，它的手续很简单，只需在省工商部门注册。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要支持发展民营的风险投资基金，把小企业扶上马、送一程。此外，银行也要加强小企业贷款的机制创新，做到层次少、核算清、奖励好、培训够、利率活， “小额信用贷款是解决西部贫困农户贷款难的有效措施”。刘明康说，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户联保贷款和信用贷款，其不良贷款率不超过10%，看得住、管得好，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有效形式。小额扶贫贷款在解决农民贷款难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有些被捆绑起来给了企业，没有真正惠及农民，这种现象须引起注意。刘明康所抛出三条锦囊妙计,能够较好解决西部地区的融资难问题。

　　中部地区小企业比重高，中部崛起必须大力发展小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创新思路，加大力度，推进小企业贷款业务的持续发展。这是刘明康赴地处中部的安徽省进行调研时,对当地政府及银行业人士表达的观点。

　　刘明康表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紧紧把握中部各省都是农业大省这一特点，改善金融服务，创新业务品种，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使之成为服务“三农”的社区银行。及时启动邮政储蓄机构改革，建立健全邮储资金有偿返回农村、支持农业的新机制。不仅是农村信用社，而且所有具备条件的银行都要很好地支持各种类型的农户和农村企业、项目，不能因其小而不为。不仅要支持粮食生产，更要把农村的小企业贷款做好，帮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结合实际，积极拓展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户联保贷款。政策性银行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支持“三网”、“三水”、“三气”建设，要大力支持农户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帮助广大农民早日脱贫致富。

　　在调研中，刘明康强调，发展小企业贷款业务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口号，而是出于降低银行风险集中度、实现银行收入多元化的需要，是促进农民富裕、建设新农村的需要，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需要。刘明康表示，要稳步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可将国家支持企业的政策性资金，如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等通过转移支付、贴息入股等方式,划归政策性担保机构运作。各地可通过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办法，解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给予适当扶持。同时，刘明康表示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小企业贷款征信指引，完善小企业贷款业务问责考核制度，调整小企业贷款风险权重和拨备提取率的计算，建立监管的正向激励机制，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刻不容缓。刘明康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信用社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要用5年至10年时间，逐步把农村信用社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业机构。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要着力搞好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科学管理机制的建设，继续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搞好小企业融资工作。在更好地满足农户基本农牧业生产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加大对产业化、产业集群形成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结算、信用卡及理财服务等中间业务。

　　如果将2005年的中国银行业绘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其着墨最重的一笔，必然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这一年，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高盛集团等声名赫赫的国际大机构相继进入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的股东名单，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则在香港股市成功登陆。

　　身为监管者的银监会，也同时承受着喝彩与质疑。他们一面进行监管创新，引导商业银行夯实资本，准确分类，增提拨备，推行风险资本监管；另一面，在疾风骤雨般的国有银行改制过程中，银监会同样也在逐步摸索，并承受着成败考验和舆论的压力。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募集了巨额资金，在充实资本金、满足资本充足率问题之外，是不是会出于资本收益率考虑而出现放贷冲动，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刘明康说，建行、交行海外上市募集大量资本金后,不会加大它们的贷款冲动。银监会成立以来，及时地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就是每家银行必须高度重视三大问题：严格要求资本充足率和高标准监管；紧密跟踪大额风险集中度，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每笔贷款，都要报银监会，银监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的信息报告体系;银监会非常重视不良资产的管理，不仅要求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和不良贷款余额，而且很重要的是从2005年开始，银监会使用了三项“重要武器”。刘明康所说的三项“重要武器”分别是：监测和分析贷款分类准确度的偏离度；跟踪五级分类中资产分类形态迁徙情况；使用同质同类银行比较法，使得每家银行都知道自己处在同行的什么位置、是处于上升状态还是下降状态。刘明康说，目前银行业改革工作正在逐步深化，上市后的建行和交行不会重复过去的老做法，它们现在更多的是研究怎么做好收益的多元化和产品的多元化。

　　针对国有银行境外上市是否存在贱卖的现象，刘明康表示，从目前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的价位来看，都高于它的账面净值，所以他认为并不存在着贱卖的情况。

　　刘明康说，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股权合作是为了巩固国有银行改革的成果，投入重组成本的目的是达到实现花钱买到机制的效果，国家鼓励国有银行同外资银行实行股权合作，精心挑选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人。其目的是：第一，实现机制和体制的创新，促进商业银行营运的基础条件发生根本变化；第二，通过合作，迅速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刘明康说，银监会对战略投资人是有严格标准的，总的来讲有5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战略投资人在中资银行当中投资占股的比例不低于5%；第二，本着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境外战略投资人股权的最短持有时间必须在3年以上；第三，参与的机制，作为战略投资人，就必须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的管理工作和决策工作。并且银监会鼓励有经验的战略投资人，向中资银行派出高级管理人才，参与银行的日常运营管理；第四，银监会要求作为战略投资人，必须要有丰富的银行业的管理背景。也就是说必须要有成熟的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第五，战略投资人只能投资不多于两家的商业银行。从以上5个标准可以看到，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投机获利的机会很少，战略投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国内银行业做到长期合作、互利共赢，因此在价格方面自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也要考虑到风险成本。从目前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的价位来看，都高于账面净值，所以银监会认为并不存在着贱卖的情况。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上市的时候其价格合理程度，建设银行是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上市的一家银行，建行每股发行价格是2.35元港币，相当于建设银行2005年财务重组以后比较好的状况之下市净率1.96倍，处于5年来我们大型国企境外上市定价的较高水平，也是2000年以来亚太新兴市场所有银行上市股值中比较高的。刘明康还指出，建行这次的市净率已经接近香港大型的上市银行交易价的水平，有的已经超过了欧美银行上市的价格水准。也就是它净值的两倍，上市价格卖到两倍，这个价位在国际上都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作为专业人士，观察建行后市的价格表现发现，IPO上市以后，30天到60天，在绿鞋计划执行完以后30天股价的表现，是对定价水平的一个科学反映。可以看到，从2.35元港币一股的建行价格，在上个星期已经稳定地上升到2.55元港币一股，比IPO价格上升了8.5%。在30天到60天的敏感阶段里，建行后市的表现非常稳健，提升了8.5%，这就是一个明证。

　　刘明康说，建行在境外上市成功的另外一个例证是，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吸纳为香港的一个著名股票指数的重要成分。这就是摩根斯坦利的资本指数，在香港非常有名，叫MSCI指数，它成了这里面一个活跃的成分股。国际市场上发行价格的确定是一个市场行为，建行这次上市和上市以后的良好价格表现，充分说明了境外投资者非常看好中国和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前景。也雄辩地说明了建行在战略投资人和上市的定价方面的精心设计和成功实施。也证明了国有银行境外上市不存在贱卖的问题。

　　银行卡收费、小额存款收费、提前还贷收费、跨行交易收费……好像在一夜间，银行就与国际惯例接轨，不再提供“免费午餐”。不少人一时对此不理解、想不通、有意见。对此，刘明康坦承：“我国银行业务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存贷款上，金融服务品种比较单一，方式比较简单，而且一直免费服务。这使得百姓对于银行在利息以外其他领域寻求收入来源的做法非常陌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金融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市场产品日新月异。要满足百姓这些新的金融需求，银行就必须创新服务方式、交易工具、服务渠道等，业务经营模式要从以传统存贷款业务占主导，逐步向以中间业务为主导转变。目前，国际上一些较好的银行中间业务利润份额高达50%以上。中间业务的研发、维护需要大量人力、资金、设备，有的需要设计开发专门的网络和软件。如果这些大量中间业务不收费，银行巨大的成本投入就没有多少回报。这不仅非常不利于银行健康发展，而且由于缺少发展动力，银行不会加大投入，这些金融服务就可能迟迟得不到改进和加强，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广大客户。”刘明康认为，银行服务收费是大势所趋，但收费方式、盈利模式不应“一刀切”，应根据市场具体条件科学安排。金融服务产品价格既要由市场供需决定，体现资源节约和物有所值原则，也要充分考虑目前百姓的承受能力。作为监管当局，银监会鼓励和督促商业银行积极拓展业务创新和管理优化，让百姓在支付较少、合理费用的同时，充分享受更多和更优的金融服务。

　　四、纵论当前面临的形势与金融创新思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刘明康指出，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越来越无法适应发展的新要求，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完全开放的竞争环境。2006年底，我国经济金融结束加入WTO过渡期，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外资银行在等待多年之后，可以全方位地将其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锤炼的经营理念、服务产品呈现在中国消费者面前，与中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刘明康说，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我国银行业只有奋起直追，不断改革和创新，才能在新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壮大。“中国银行业亟须提高核心竞争力。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较弱，金融产品比较单一，营销手段比较简单，市场竞争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品牌效应。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金融创新。要通过不断创新，占领银行业创造利润的制高点，提高可持续盈利能力，巩固银行业改革成果。”

　　同时，刘明康清醒地看到，城乡居民金融意识和金融需求不断增强。“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金融意识、风险意识也随之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储蓄业务和简单的投资形式，而是要求银行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供其选择，创造出多元化的投资产品和投资方式满足其投资、避险和保值增值的需求。为适应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银行业必须适时进行改革和创新。”

　　近年来，中国银监会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金融创新建设和相应的风险监管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创新及加强相关风险监管的指引和办法，形成了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和工作规划，并设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增进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双方对金融创新及其相关风险的理解。提及创新监管的总体原则和思路时，刘明康说:总体原则是规范与发展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发展;工作思路是:以防范风险为前提，以规范管理为基础，科学规划、统一布局，有效加强与政府管理部门和其他监管部门的交流与协作，努力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积极支持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体制、机制和流程再造等多方面入手，加强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业务创新，推动创新型行业建设，不断提高银行业为广大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水平，全面增强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中国银监会在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业务创新的同时，密切关注业务创新风险和创新活动对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及时出台相应规章制度和准入标准，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近两年来，中国银监会先后出台了金融衍生交易业务、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电子银行业务等管理办法，规范银行业创新活动，并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办法》。刘明康表示，以后还要出台有关银行卡、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资产证券化、信托业务的管理办法和监管指引，全方位地加强创新监管制度建设。

　　受体制、观念、思维方式和实践经验制约，国内一些银行对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压力的认识不足，金融创新的主动性、紧迫性不强。刘明康说，中国银监会通过召开研讨会、组织商业银行高管层培训、对外宣传等形式，引导商业银行从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金融创新，使大家真正认识到金融创新是今后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目前，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没有专门机构对创新产品的开发、运作以及长远规划进行系统管理，更多地注重推出新产品，而对新产品所带来的风险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更缺乏系统地有针对性地防范措施和内控制度。刘明康说，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银监会及时出台了“关于加强操作风险管理的13条措施”，8次召开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会议，督促商业银行落实治理措施，定期通报案件情况。我们还特别加强对银行内部控制的监管，帮助商业银行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和业务流程再造，加快实现业务的垂直化管理和扁平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