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症结在于美元高估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13日 04:44 第一财经日报

  樊纲

  很明显,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美元太多了。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60%的美元如今在美国境外流通。这无疑意味着美国的过度货币发行

  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钞票印得太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然而,在当前“美元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下,汇率调整的压力反而转嫁给了其他国家。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其贸易逆差可以维持很多年,即便高估的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外汇储备越过1万亿美元大关,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攻击和压力。尤其是美国国会,看来将利用这一里程碑来发起新一轮敦促人民币汇率更快升值的攻势。但是,那些向中国发难的人,在又一次挥舞他们手中的货币牌之前,最好仔细想一想,这对于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作用是多么的微乎其微,而仓促的汇率调整对于两国又将造成多大的损失。

  与国会山流行的看法相左,贸易顺差并不一定是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原因。拿2004年的贸易数据来说——当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了2000亿美元,达6100亿美元——其中只有33.2%的储备增长是由贸易顺差造成的,剩下的66.8%则主要归因于资本流入。

  针对中国的批评者争辩说,这些资本流入的大部分是赌人民币会最终升值的投机性资本。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段时间流入中国的资金类型,我们会发现另一幅图景。注目长期的私人股权投资和中国企业境外IPO收益是近年来中国资本流入中增长最快的两种形式,两者加起来大约占到了去年中国资本流入总量的80%。

  私人股权投资者自然乐意看到货币升值带来的那一点收益,但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说服他们将资金投入中国。相反,相对于货币升值的收益来说,大部分境外投资者更有兴趣发掘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机会。例如,一些以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一种有限进入中国
股票
和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进入中国的投资者,他们从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只能以美元计价,而
人民币升值
的收益却由操作这些交易的国内投资管理公司所获得。

  这里的关键在于,汇率调整并不是所描绘的那种“万能药”——既不能降低引起政治争端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无助于减缓资本流入中国的速度。恰恰相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只能引发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流入。大幅的升值还可能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和成百上千万低收入工人的就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是否还记得10年前,过早的货币自由兑换和过快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怎样引发了一场重创众多亚洲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无疑,中国正在采取一种要谨慎得多的方式来应对外部平衡问题——货币升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避免破坏国内经济增长。

  中国绝不是唯一一个经历了储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尽管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中国的单一份额是最大的。亚洲经济体目前共同持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中东产油国家的美元储备甚至增长得更快。很明显,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美元太多了。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60%的美元如今在美国境外流通。这无疑意味着美国的过度货币发行。

  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钞票印得太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然而,在当前“美元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下,汇率调整的压力反而转嫁给了其他国家。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其贸易逆差可以维持很多年,即便高估的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众多的贫穷农村劳动力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国的实际工资存在黏性,这是导致全球失衡的“中国因素”。此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将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顶住了货币贬值的压力(这种压力其实一直延续到2003年)。但中国目前正在努力进行矫正。去年,中国将汇率制度转变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且允许人民币汇率以更快的步调渐进升值。如果人民币汇率一年平均升值5%,那么未来5年,人民币将至少累计升值30%,这将非常可观。

  中国同时还自愿限制其出口。8月份创纪录的188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很大程度是因为出口商赶在9月1日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大限之前出货。在国际配额体系去年年初废除之后,中国甚至施行了自己的纺织品出口配额。

  但是不要指望中国会按照一些批评家所要求的那样,让人民币更快升值——或者允许其自由浮动。人民币快速升值将会重创中国的农民和民工,因为很多低工资的就业机会将就此消失。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却要最穷的那部分人来承担调整的责任,这是不公正的。在其他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并且在继续推动人民币以有序的方式升值。

  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美元高估,这不仅是针对人民币而言,对所有的主要货币,美元都存在高估。全球经济失衡的真正症结在于美国印发了太多的货币。也许国会山的批评家们应该去寻找问题的真正根子,而不是把更多的重担压在中国肩上。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2006年11月5日的《华尔街日报》。本报记者王健翻译,并经作者本人改订。作者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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