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中国的通缩并非一无是处

　　陶冬／文

　　提要：通缩也有不同类型，日本十年前遭遇的是需求萎缩性通缩，而美国一百五十年前也曾有过产能扩张型通缩。中国的通缩更接近于产能扩张型，物价和利润率下跌，但增长和消费强劲。中国的工业化，走的就是产能急速扩张的道路，经济效率未必很高，却也打造出一流的制造业，也创造出无数个就业机会。但是产能的过度扩张带来恶性价格竞争，不少行业的利润率被拉低至无以为继的水平，甚至可能出现金融风险。这是政府的担心，也是宏观调控所要制止的。

　　

人民银行在八月十八日加息时，将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同时调高，长期利率升幅大过短期利率。这反映决策层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所改变，也似乎表明北京在通胀/通缩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态度，已出现微妙的倾斜。

　　然而，经济学界对

中国经济究竟处于通胀还是通缩的争论，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笔者看来，中国经济中既有通货膨胀因素，又有通货紧缩因素，两股势力交替着影响经济、商业活动，此消彼长，互相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大多处于通缩状态，而服务业则蕴含着诸多通胀因素。中国的产能多处于通缩状态，然而消费则透露出更多通胀信息。中国的利润率呈现通缩情形，而销售又凸显通胀局面。中国经济情况复杂，结构性问题突出，这就决定了通胀/通缩问题很难一概而论。

　　在价格机制并不健全，银行改革尚未完成，地方政府又沉浸于追逐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过度投资是正常现象。一方面，过度投资刺激需求，制造通胀；另一方面，过度投资又扩充产能，制造通缩。换言之，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使得通胀/通缩同时存在。

　　中国的通缩现象是长期性、结构性的，它根深蒂固地潜藏在银行信贷膨胀、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中。体制问题不解决，过度投资便是常态，产能过剩便会由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蔓延。中国的通胀现象则是周期性的，当投资扩张过于猛烈时，拉动生产要素价格上扬，整体物价随之波动。由于上、中、下游产品的议价能力不同，利润分布亦会大幅倾斜。

　　经济学家们都在谈论通缩，但是每人对通缩的定义和理解似乎都不同。通缩究竟以CPI、增长、产能、利润中的哪一项作为指标，学界并无统一的标准。

　　其实通缩，也有不同类型，其起因、症状亦各不相同。譬如，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遭遇的是需求萎缩性通缩。由于资产泡沫的破灭，消费受到财富效应冲击而趋于呆滞，银行受累于不良资产而停止放贷。其经济症状是物价下降、利润不景、增长倒退。

　　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也曾出现过通缩，不过是属于产能扩张型通缩。大量新产能的涌现，拉低了物价和利润率，但是经济增长强劲、消费畅旺。蒸汽轮船带来了交通革命，带来了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融合。美国激增的农产品、矿产品和工业品生产能力，在本土造成物价下降、利润下跌，同时也使得大量美国产品涌入欧洲，导致大批欧洲庄园主、工厂主倒闭。产能扩张型通缩，往往向各地扩散蔓延，而需求萎缩型通缩则更可能局限于一国。

　　中国的通缩明显地更接近于美国的产能扩张型，其背景是全球化趋势和生产线外移。中国新增产能对世界的冲击，也同当年的美国类似，物价和利润率下跌，但增长强劲、消费畅旺。中国的纺织、电子业今天已称霸天下，笔者相信十年后世界十大钢厂中一半属于中国，甚至美国汽车也可能在中国生产。中国的工业化，走的就是产能急速扩张的道路，经济效率未必很高，商业行为未必规范，却也打造出一流的制造业、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系，也创造出无数个就业机会、一个经济奇迹。对此，国人不可枉自菲薄――通缩并非一无是处。

　　但是，产能的过度扩张带来恶性价格竞争，不少行业的利润率被拉低至无以为继的水平。不仅投资效益欠佳，银行业更面临大量不良资产，甚至可能出现金融风险。这是政府的担心，也是宏观调控所要制止的。中国的通缩现象，说到底是体制扭曲下的产能过剩。调控治的是标，银行改革和地方政府整治才是本。

　　(本文原载于

证券市场周刊，为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