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让三驾马车均衡前行

　　樊 纲

　　●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可支配收入低

　　●农民收入的提高、收入差距较大等制约消费增长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现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中国人可不可以少些储蓄、多些消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许多人包括国内经济学者，都在提出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的对策。在我看来，这些对策有许多在短期内似很难奏效，有些对策所依据的经济分析，也显得不那么可靠。

　　首先，中国的消费历来稳定增长，多年来一直稳定在8%—10%左右，现在则是12%以上。即使是GDP中的消费(即消费品增加的部分)增长，也在9%左右，与GDP的增长基本持平。过去几年GDP中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扩大，把消费的比重挤小了。

　　其次，怎样才能使消费更快地增长？现在国际、国内有个流行说法，中国人消费品买得太少，不像美国人消费得那么多，仿佛只要中国人多消费一点，就可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了。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美国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消费水平怎么可以相比？中国人消费水平低是因为可支配收入低。国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太低，因此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可是农民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农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农民没钱。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中国农民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消费了，孩子上学、寻医看病还没有着落。因此中国短期内的消费增长很难指望靠刺激农民消费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就业增长的问题，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城市化的深入。

　　换个角度看，中国的高储蓄率确有其因。人们常提到社保体制不健全，

　　我想强调另一重要原因，即收入差距较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目前在所有就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阶层，要么是打工仔、蓝领，年收入平均仅万元左右；要么是还在农村的农民，每年仅3000元。他们的消费倾向很高，储蓄率很低，但在整个经济中，他们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每年新增GDP只有40%左右归这些低收入阶层所有，而且不是由于工资率提高，而是主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剩下60%的新增GDP被高收入群体所获，而这个群体消费倾向很低，平均下来，整体消费倾向很难提高。就是说，现在恐怕还不能进入国民消费倾向大幅提高的阶段，而要在今后几十年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方能解决。

　　中国的投资如果增长太快，全世界经济都会过热，不是好事。但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我们的投资中有许多东西与消费密切相关。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这个部分还在增长，而这部分投资从本质上说是长期耐用品消费。再者，接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大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品”。中国正在城市化初期，需要大量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现在私人消费大幅增长，但公共消费品缺乏，而公共消费品的提供，是将来私人消费增长的基础。中国正在这个阶段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也是长期需要的。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消费不重要，不是不需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但总体而言，这种政策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仍需保持投资的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所以，保持总需求各部分的稳定增长，不能只强调消费增长，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

　　(作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