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经济学家目前还无法超越经济增长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一

　　前一阵去浙江调研，同去的大多是文史哲领域的专家，而研究的问题也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颇引起自己的兴趣。一路上大家谈兴很浓。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便是，经济学家们天天都在谈GDP、谈经济增长，似乎这就是一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这样下去社会将变成什么样？人类的价值追求哪里去寻找？言外之意，颇有些指责的味道，似乎是经济学(家)把世界搞乱了。

　　我只好赶紧解释说，首先，增长只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凯恩斯就曾这样断言，从有史记载的最早时代---例如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18世纪开始，生活在地球上的文明中心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改变。而通过现代增长理论以及

麦迪逊的千年史研究，以及其它更多的经济史、社会史资料的发掘，增长始于18世纪的看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不过接下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又在追求什么呢？是不是增长目标之外的更多的精神价值呢？大凡看到物欲横流，人们总会想到过去。看到今天的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GDP竞争，人们也一定会想起过去可能有的美好时代。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维吉尔的田园诗，都成为某种标志性的回忆。其实，大家的想法不过是，那个时候人们或许也过得挺好，尽管物质生活不是很丰裕，但是精神很富足。毕竟，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却可能是丰富多彩、高尚而富于精神价值的，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古希腊

罗马的哲学思辩，决没有今天这么物质，这么“庸俗”，这么“唯增长”。这种经济生活与文化价值的分离，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那些追求精神价值的仍然是那些富足的贵族或奴隶主。如果我们从大传统再到小传统，从帝王史、精英史再到平民史，我们会发现，没有物质的发展，精神的追求是空洞乏力的。当然，这里并不只是简单地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但完全脱离这个基本定律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幻像。

　　不过，我的那些文史哲的同行们仍然追问：为什么要增长，为什么天天要增长？增长就是一切吗？搞市场经济，似乎也是为了更好地增长。增长成了一个魔咒。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无论你怎么强调“仓廪足而知礼节”，但显然不能只追求物质生活，只追求经济增长，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追求。

　　我回答说：即便很多人想这么做，也迫于市场化全球化的压力而不得不以增长为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一个远离市场化的群落，这里的人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的价值取向可能完全是精神的(有人认为以前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市场的边界在扩大，市场在侵蚀这片土地，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了市场化，人们有了比较，原有价值标准开始分裂。市场化之下，哪里有净土？这里决不是说市场化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大家的价值标准)，更不是说市场化导致了价值追求的堕落，只是强调，经济市场化也好，经济全球化也好，正在将多元价值标准转变成一元价值标准：那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胜过一切。一个群落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明也是如此。存在着全球竞争的压力的情况下，惟有增长，惟有强大，才可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经济力量在统一全球的价值观。无情的经济逻辑也驱动着世界发展的进程。

　　有人感叹说，希腊尽管在欧洲经济发展很落后，但人们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这不是打破了经济增长决定论吗？不过，我想说的是，希腊人或许正在苦于自己的不发展呢。

　　这便是物质的今天带给人们的困惑。

　　二

　　“唯经济增长”确实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中国唯GDP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了，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将增长而是将民生幸福作为最终的目标。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超越增长，因为增长是民生幸福的必要条件，正是经济增长与物质富足，让我们摆脱了自然的束缚，摆脱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从此，人类看到了光明，正如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火种。

　　此外，增长还能带来更多积极的道德后果。哈佛大学教授本·弗里德曼在刚刚推出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努力为经济增长正名。增长不但没有带来不良的道德后果，相反，我们所期望的自由、民主、宽容等高尚的道德，正是经由增长才能带来。

　　书中指出，我们应该继续为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奋斗。因为追求在财富上超越我们的父辈，这一过程在道德方面的好处如同物质方面一样多。比如，这会对社会上层产生一种财富效应。凯恩斯说，某人对其银行账户采取“暴政”，远比他对邻居这么干要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伦敦的财富增长当年是怎样地吸引了英国贵族，使他们放弃了其领地上的军队和彼此间的战争，而一心在伦敦社交界和宫廷占有一席之地。一个正在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其上层会将精力集中于获取财富，即对物、对自然的权力，而不是对人的权力。

　　经济增长就像正在行进中的自行车，只有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维持平衡，而一旦停下来，后果就会很严重。这不是简单的就业减少、工资下降或者生活水平不如以前这样的经济后果，这同样会威胁到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宽容等道德后果。比如，日本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暗杀和政变，日本的立宪君主政体由此蜕变为法西斯军事独裁。西欧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可能不会有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的专政，以及20世纪40年代多达4000万欧洲人的死亡。

　　前一阵子看到的一份兰德公司的报告也指出，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显然，这个“健康的中国”就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力的强盛。这会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平衡”，从而更加平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道德后果。

　　因此，弗里德曼总结道，如果你想要得到各种非经济方面的好处，比如机会的开放、宽容、社会稳定、公平、民主等等，经济的快速增长能让你远为轻易地达到目标。

　　三

　　除了增长经济学，现在又有了快乐经济学。学者们想衡量增长到底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快乐。因此就有了很多的国际比较。比如一般认为欧洲人的工时要少于美国人的工时，欧洲国家比美国提供了更多的社会福利，当然，结果可能是美国的增长要快于欧洲，美国经济呈现出比欧洲更强的活力。不过，欧洲人似乎更闲适更快乐一些，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现在成了很多人的追求。我们没有把握认为欧洲模式一定能够引领世界潮流。不过，当我们跨越了这样的物质积累阶段，生活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凯恩斯因此在他的《劝说集》中这样明确说：

　　“当财富积累不是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将有巨大改革。我们将能够摒弃许多假道德准则，它们已经压迫了我们200年。由于它们，我们把可耻的人类品质赞颂为最高的美德。我们将能够有胆量探寻货币动机的真正价值。不同于把金钱作为享受和生活现实的手段来热爱，把金钱作为财产来热爱将被认出本质，也就是一种病态，一种半罪恶、半精神病的倾向，人们震颤着把它交给精神病专家。那时我们将摆脱并最终摒弃所有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利益及惩罚分配的社会习惯和经济现实，目前，不管它们是多么可耻和不公平，人们还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它们，因为它们在促进资本积累中具有巨大作用。”

　　凯恩斯为我们勾划了未来道德世界的美好图景。但他毕竟是经济学家，是世俗哲学家，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还无法摆脱物质积累；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还无法超越经济增长，尽管我们有理由一直憧憬着那个美好的道德国度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