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一个学者的幸福

　　与陈志武的交谈中，幸福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之一。谈及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太喜欢做学问了。任何一天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我都会觉得很幸福。”谈及年轻时的拮据，他说：“那时多花一块钱所带来的幸福感，比今天我多花5000元要高很多。”并由此引申到发展金融业可以提升年轻人的幸福感。

　　谈及经济学的研究，他说：“我们需要对一些基本理念作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并进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给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使老百姓过上更富有、幸福的生活。”

　　仔细想来，这些幸福其实都环环相扣，因为毕竟，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正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刘凌云 刘浪/文

　　王 凡/摄影

　　茶陵:乡土环境里的自由成长

　　6月末的一天，陈志武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到故乡—隶属湖南株洲的茶陵县。正是连场暴雨之后，他们被堵在公路上。这使得他有机会重新打量路边的一个农场。高中时代，他每个学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把山上原生的树砍掉，再种上果树。现在，那些树都没有活下来，我们那么多的岁月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与个人历史的不期而遇，让对历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史”非常感兴趣的陈志武再一次体会到自己研究的意义：“了解过去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证券业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的发达程度不一样，甚至于像今天或者是70年以前，不同省份民间的借贷利率和金融交易的程度都差别这么大，这些都是我想要弄清楚的。解释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

　　1962年出生的陈志武，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茶陵，这个因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的湘赣边界小城，这位如今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曾过着普通的农家子弟生活。“我家在农村，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每天下地劳动或是上山砍柴，一直到1979年上大学。冬天要去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砍柴，然后背60公斤左右的柴回家，往往离家还有十几公里，肚子就很饿了。1986年8月，我到耶鲁读书后，经常去纽约。走在曼哈顿的大街上，我就想，几年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山沟里扛柴呢，这些年的变化还真是蛮大的。”

　　早年的茶陵生活经历，后来不断出现在陈志武的研究中：谈自由市场的运作时，他会想起跟父母到集市买东西的见闻；谈法治时，他举出自己小时候几乎没见到过警察的例子，说明交通不便过去使中国乡村与正式司法基本无缘；谈诚信与市场浑浊时，他指出，乡土中国的商品市场多以村为单位，买卖双方信息基本对称，讲“诚信”才是理性的选择。

　　平民家庭的成长环境，也使他对草根阶层有着特别的关怀：“我有5个兄弟，最大的哥哥长我16岁。我读高中时，有3个兄弟已经工作了，所以我就没有像他们那样，必须下地干活来养活弟弟。读大学时，我一个月有9元左右的奖学金，兄弟还可以补助几元，但即使这样，那时每天多花一元钱所带来的幸福感，仍比今天我多花5000元要高很多。这也是我现在研究金融时感触特别深的一个问题—任何社会中，金融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即使撇开它怎样帮助企业融资不谈，仅从改善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说，它的意义也非常大。但是，中国即使到今天，金融、证券还是非常不发达，一个人没办法利用金融工具把一辈子的消费和收入作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安排，使得自己不至于在年轻、最需要钱的时候最没钱花，年纪大了有了钱，却没时间、精力去享受。”

　　作为文革中成长的一代，陈志武的生活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1974年上初中，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教室里读过书，绝大多数时间要么是在山上，要么是在农田里度过。”1978年，首次参加高考的陈志武落了榜。父母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一年复读之后，他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修读计算机专业。多年以后，他感慨说，如果父母按中国传统方式管教自己，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父母亲都是农民，没上过学，不能给我提供很多建议，差不多我所有的人生决定都是自己做的—从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1983年进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1月毕业后留在国防科大做老师，到当时申请去美国读书。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怕，因为当时甚至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连报考耶鲁金融系时，都不太了解金融学科是干什么的。”从这个角度看，陈志武觉得，今天农村和城市学生之间知识和经验的差距已经比1979年时大得多：“如果我晚十几年出生的话，今天反而可能没有机会考进重点大学，没办法跟城市学生有一样的起点。”

　　研究:从未改变的人生方向

　　1979年，中国的计算机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随机选读了这个新兴专业的陈志武，一直到1983年做毕业论文时才真正地碰了半年计算机。不过回想大学时代，他仍觉得颇有收获。一方面，他掌握了数学的、工程的客观研究方法，这为他今天研究经济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式教学的机械性、不注重应用，也让他体会颇深：“我大学一、二年级一直在学微积分，但从没有搞清楚微分、积分有什么用。1986年我到了耶鲁，学一门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课程，在给债券作风险评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阶导数可以帮我们控制风险。我突然之间头脑开窍了，这个微分、积分还有这么好的用处。所以这些年，在国内我一有机会跟大学里的老师或者学生交流，总是谈这个感受，希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另一方面，他利用那4年把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有一个同学每天早上回家把当天的《中国日报》拿到宿舍来，我们就轮着看，再就是听《美国之音》，我大学毕业时，读英文的文章就像看中文一样了”。

　　大学毕业后，多数同学分到了冶金系统的研究所或企业，陈志武则选择了继续读书。他说：“做学问是我的最爱，我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想过，除了做学术研究以外，还会去做其他的职业。” 在国防科大，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如今在国内社科领域相当有影响的崔之元。1987年，他们合作翻译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崔之元是北京人，对社会科学非常热衷。我跟崔之元交上朋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的英语特别好。通过和他接触，看一些书，特别是后来接触到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我慢慢地对以数理的方法研究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大概是1985年秋季，我基本上作了一个决定，就是放弃学工程。”

　　那时，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从北京蔓延到了长沙，陈志武也开始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与社会科学有关的，我申请了耶鲁。另外，我对用数理方法研究医学也蛮感兴趣，所以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授也写了信，他根据我的背景建议我放弃这个念头。同时，我也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个专业。”但他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因为他无法考托福和GRE。在写给耶鲁的信中，他说，我不知从哪里找到32美元的考试报名费。那时，中国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我用英文给他们写信说，我的英文应该还可以，他们相信了。”1986年4月，陈志武收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耶鲁每月还向他提供800美元左右的奖学金。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发现雪碧怎么这么好喝，那一年，我不知道喝了多少的雪碧。从那以后，我基本上不碰雪碧了。”陈志武还发现，美国大学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大学只要期末考好了就行，而美国大学平时布置的作业都要算期末成绩的。快到第一学期期末时我才发现这一点。耶鲁每个学期有13周，我到第8周都没做任何作业，老师给我每份作业都打Later，这对我第一年的成绩影响很大。不过，第二年我就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了。” 1990年，陈志武获得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进入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理论》(Journal of Econimic Theory)与《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主流学报上，内容涉及资产定价、共同基金、动态股价模型、股票投资盈利战略等领域。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得了默顿·米勒研究奖(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命名)，《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他成为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富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美国、欧洲包括香港、日本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道陈志武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他被请回母校—耶鲁大学担任终身教授。

　　创业:成功与不成功的公司

　　随着职业生涯的一步步上升，陈志武身上湖南人喜欢挑战的基因开始显现。1998年，他创办了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蛮有兴趣把这些理论投入到实践中。另一方面，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感觉企业家、管理层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也可以帮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至于太超脱。”

　　然而，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业。“最初，我们想为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如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一些分析股票和控制风险的软件和数据库，但是后来发现，做这个蛮艰难的。1999年，公司开始转型，想针对股民大众提供一些分析工具。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公司的资金来源就比较紧张了，到2001年为止，整个公司大概烧掉了六七百万美元。后来就裁员，现在公司也就四五个全职的雇员，有一点点盈利。之所以没有把公司给停掉，保持员工的就业几乎是唯一的考虑。”

　　2001年，他又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这只秉持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几乎100%是根据陈志武的模型来判断、操作的。“到目前为止，实际的投资业绩跟我们最初设计的目标总体一致。”Zebra对冲基金现在有十来个全职的职员，客户主要是来自法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今年6月，陈志武又对基金进行了一次重组。 两次创业经历，确乎为陈志武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比如说委托代理关系，学术界对它在现实经济中的影响研究并不太多。我自己做公司以后就感觉到，它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中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出发，陈志武格外重视对诚信的研究。

　　中国样本:解读时的独立与深刻

　　在两个女儿看来，陈志武和普通爸爸没什么两样。每天，他早晨送她们上学；每周，花半天左右时间处理对冲基金公司的事务；每年，大概有90-100个学时左右的教学任务；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重点都放在研究上。

　　2001年开始，陈志武把研究重点之一转向了中国转型中的市场发展问题。“中国过去28年一直在经历着三个大的转型，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所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化，都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数据库。”

　　而中国本土的很多学者显然没能把握好这一难得的机遇。陈志武认为：“国内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在我看来，学术价值非常低，经济学相对还要好一点。区分一个国家学术领域水平高低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这个学科最顶尖的学报跟民间的大众刊物作比较，如果学报上文章的内容和可读性跟大众刊物没太大差别的话，就说明这个学科在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专业性的学问，职业化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建立起来。翻翻中国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一流学报，你会发现，一个没有受过太多相应学科训练的人基本上能看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在内容、视角、研究方法上，他们写的东西和大众报刊没有太多的差别，这说明这些学科在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学问。”

　　现在，这位排名全球第202位的经济学家，每年有3个月左右呆在中国，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并乐于提供自己的意见。“我现在研究的问题，一是围绕资本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新闻媒体等配套的支持架构，这是我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的；第二是金融史，特别是中国过去几百年借贷市场及其他市场跟证券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是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资讯这些相关的、互动的变化。”

　　由于更喜欢进行比较研究，“包括把今天的中国跟今天的其他国家，把100年以前的中国跟100年前的其他国家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陈志武对中国的观察有着更为宽泛的视角，因此总有发人深省的解读。他从中国人热衷武打片，看出中国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缺失；从高利贷存在的合理性，谈放开民间金融之可行；从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谈媒体监督、信息透明之必要；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从中国与印度的对比，阐释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竞争，“哪个国家能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他呼吁“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

　　谈起这些极富创造性的研究，他表示：“我们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能不能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商人除了赚钱以外到底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等等基本性的理念，需要作一些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做到这一点，会给中国社会持续的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虽然经济学家们总不乏经世情怀，而陈志武认为，并不能因此影响研究的独立性。“做学问的人，经济学家也好，其他学界的也好，第一个任务不在于我们的观点今天或者明天政府会不会采纳—我们不以此判断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是首先要问自己，我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对于整个学界的认识是不是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学者不能以政府是不是会采纳，来决定自己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问题。”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以最客观的形式给其他学者和业界、给政府的决策部门提供尽量客观的研究成果：“今天世界上富有的国家的经历一再说明，市场经济加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还有生产资料的私有，不仅仅是让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更富有的途径，也是最终解决贫富不均、收入差距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帮助中国进一步持续发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