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我就是要刺激国人

　　“现在谁还在用索尼相机？你知不知道你用的产品是一个垮掉的企业生产的。我在西安和上海做了个调查发现，西安100%的人用索尼相机，而上海是40%，我发现使用索尼的比率和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

　　“你们都读了本科吗？但我告诉你，在国内顺利读完本科的人都是毫无创造力的人。”

　　“中国的企业家就是毛躁，一心想投机取巧。我会用实际案例证明给你看，并且你会发现我是从来不会错的。”……

　　这些“狂”语，只有出自郎咸平之口。

　　风采依旧，犀利依旧。2006年8月6日，在《北大商业评论》重庆站举办的“转型期的公司治理”论坛上，郎咸平再次出语惊人。

　　自“郎顾之争”以顾雏军落马，郎咸平大获全胜结尾，近半年来，郎咸平相对“安静”。

　　郎咸平在干什么？他的“炮轰”结束了吗？他批评的锋芒又将指向哪里？

　　信报记者 杨冰 代峥/文

　　在结束了一天的演讲之后，当天下午，郎咸平在他下榻的重庆扬子江假日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沉寂，并非因我被打压了

　　郎旋风这半年来为何突然“沉寂”了——记者问及原因，郎咸平笑言，他是在“修身养性”。事实上，近半年他在从事关于零售业、流通业的案例研究。

　　中国的零售连锁企业，比如说华联，与国外的零售企业，例如沃尔玛、麦德龙等，它们的企业战略有什么不同。还有家电连锁企业如国美、苏宁，它们的盈利模式有什么不同，以及服装业的一些案例，这些都是郎咸平关注的对象。这些研究结果归结为一本叫《模式》的书，即将面世。

　　时代信报：相比较于2005年，近半年来，你似乎比较沉寂。你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郎咸平：沉寂的缘故可能是因为大家期待我像以前一样，批评哪个企业。而我最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做的是企业战略方面的研究。当没有批评的时候，就引不起大家的关注了。这半年主要在研究企业家的创新思维，我认为创新思维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不是我被打压了，没有这回事(笑)，再说人也应该有进有退，天天进也很辛苦。

　　时代信报：顾雏军落马，你笑到了最后。

　　郎咸平：我没有笑过，你看我笑过吗？(大笑)

　　时代信报：这是不是表明你的“炮轰”算是告一段落？你认为关于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结束了吗？

　　郎咸平：媒体对我讲话喜欢用“炮轰”两个字。而在我做研究时发现，整个国企改革的战略思维是有问题的。我只是想通过这些案例来提出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战略思维，过去的谬误在哪里而已。

　　我们把国有企业的问题简单化了，国企很多问题怎么解决？简单地民营化就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民营企业就没有问题吗？有经济学家批评我说“郎咸平认为国企比民企好”，这话我没有说过，是他说的。我的观点是：“国企也不行，民企也不行。”这是目前中国企业最大的症结。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民企一定比国企好。你现在看，中国有哪一个民企可以站到台面上说：“我行。”有，顶多也只有几家而已。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最后只找得出几家而已，你不觉得太可悲了吗？我所希望的是一百万家，十几万家，而不是几家。甚至这几家也是特例，是例外而已。

　　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营和国营一样不行。我们现在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是我这半年来研究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国营和民营企业思维的僵化让人不可接受。僵化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很简单地将企业战略想象为上市融资，简单地想象为全面技术改造，简单地想象为吸引人才。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些思维有可能都是错的呢？这些思维只有在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有价值。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资源。

　　我们从最近崛起的几个国家来看，韩国、西班牙和瑞典，他们怎么成功的？资金没有我们国有企业的多，技术也没有，人才就更不用讲了，他们为什么成功？人家是因为战略思维的突破而赶英超美，我们的企业什么时候能呢？如果我们的国企和民企在国际化下全线崩溃，你不认为这是个该重视的问题吗？

　　再多的资金也不一定成功，我们的国企不就是这样的吗？中国也没有什么高科技，技术也不行。不能靠人才，我们本来就是个缺乏创造力的民族，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靠的呢？这才是我们的悲哀。如何在困境下，国企、民企共同求生存，最关键就是思维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突破。

　　“郎监管”

　　变成了“郎反思”

　　总结郎咸平的观点不难发现，他总是在用颠覆性思维看问题。近日，他又提出了中国企业最关键的是思维的突破。

　　他说自己的反思是“在适当的时候，替老百姓说了每个人都懂的话。”

　　“郎监管”——是中小股民由于郎咸平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送给他的绰号，那么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应该送给他一个“郎反思”呢？

　　时代信报：毫无疑问，你的所有观点都是对现行制度、规则、思维方式的再审视，再思考，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反思的冲动的？

　　郎咸平：我有这种反思的想法，也是从对国企改革的研究开始的。其实呢，我也是个很平凡的人，这也是一个正常人的判断思维。到国内后(注：指开始关注国内经济状况)，我不敢想象，这样荒谬的理论(注：国企产权改革理论)还能推行这么久。比如说：“东西是自己的才能做得好。”以至于导致国有的不是自己的就做不好，于是就有了“缺位”的说法。还有更荒谬的是冰棍理论——与其让冰棍融化光，还不如在融化光之前，就送给国企老总。

　　这样做，害的不仅是国企，还有民企，这完全摧毁了中国的是非道德和伦理判断标准。如果东西不是自己的就都做不好，那国家是我们全体老百姓的，那各级政府就有理由做不好吗？民营企业做大之后是不是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啊？副总是谁？财务总监是谁？员工是谁？难道民营企业就是这些人的吗？

　　民营企业家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经常抱怨没有员工替他打算。员工干好了就跳槽，不愿意跟他一起再发展。这是因为我们有一批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放到国有企业侵占国有资产，放到民营企业，一样侵占民营资产。这是这么多年错误思维形成的恶果，这一点不值得我们反思吗？这种事情还需要一个伟大的人来反思吗？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想得通的事情。

　　再举个例子，比如改革，我认为改革是正确的，但路径有问题。有些政府认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真把国企卖给民营企业后，它把工人全部赶下岗，自己把工厂拆了，建高楼，钱是他自己的，而土地等成本要全社会来承担。你认为这种改革的正确性还需要一个很伟大的人来判断吗？只要有那么一点智慧，你就知道这些都是错的。

　　改革本身是正确的，是我们民族进步的原动力，像美国等国家也一样要改革。然而一些改革的路径选择是错的。为什么这要我来讲，大家都不讲，因为我们的社会就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社会。很多人沉默不言就是怕得罪人。

　　我干的事情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替老百姓说了每个人都懂的话。而我们的专家学者不懂得吗？什么是改革，那么多专家学者，看到的是表面上肤浅的一些理念。像我上面举例的这种改革是破坏道德伦理的，将改革的成本转给了社会，我所赞成的改革是造福全社会，或者全体老百姓的改革。什么叫改革，必须公平优先。

　　时代信报：你认为现行的制度、规则、思维方式需要改进，还是推倒重来？

　　郎咸平：制度本身是需要改进的，思维是需要推翻的，需要彻底的改变，因为改变思维成本是简单的，收效是巨大的。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制度的传承，需要时间，不断慢慢地做修正。但要改进社会的历史文化传承，思维方式首先就要改变。希望我们的思维改变得越彻底越好。

　　时代信报：一个社会长期累积的一种思维方式，必然会按照其惯性向前发展，作为一个反思者，你有没有感到力不从心？你能扭转吗？

　　郎咸平：我在推行思维改变的时候有没有遭到一些挫折。那么我想反问你，鲁迅在推进他的思维改革的时候，有没有受过挫折？

　　我想他一定也有很深的挫折感，当初他讲中国人有“阿Q精神”多少人反对他，但这个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来说出一些尖锐的话。但是，几年之后，你会发现，真正偏激的人不是我，你发现我说的不是偏激的话，我所讲的都是大家都明白的话。

　　有没有可能说我就是“星星之火”？能不能通过我这个人影响到周边的人，周边的人再影响到周边的人，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出来，共同推进这个理念，不是更好吗？

　　所以说，与其让我一个人把这个球抛出来，推动这个社会，不如大家一起来。我只是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我要推动它慢慢改变。当我们的主流民意有所改变时，我们的社会才能成功。事实上我扮演的是个催化剂的角色。不能给我太多的工作，我能力不够。(笑)

　　时代信报：你认为对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思维最重要，让你产生这种判断的背景是什么？

　　郎咸平：你说我们国营企业缺资金吗？缺人才吗，到处是人才，我们的企业什么时候又好过了？技术，我们本来就缺技术，那就不谈了。就算技术不缺，我们的技术能比得过索尼吗？索尼都能崩溃，更何况中国企业。

　　为什么韩国企业能够超过索尼？有的就是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种思维下，你会发现，资金、技术、人才，只有服从一个战略，这样才有用。话说回来，我们的企业家的指导思想就正确吗？我就是要故意刺激大家，让他们知道他们想的一切都是错的。你都想不到人家想的事，这足以让任何人震撼：为什么我想的都是错的？原来我们的文化教育体制所孕育出来的思维，都是错的，是不接轨的思维。就凭这点思维，给你再多的资金、技术，有什么用呢？德隆不就是个例子吗？

　　推进法制化

　　需要一个强势政府

　　郎咸平所有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法制制度的健全，而法制的健全，需要一个强势政府的推动促成。

　　法制制度是否是解决办法的良药？郎咸平表示：我愿意就法制这个课题尽我的绵薄之力。

　　时代信报：你为中国企业开的“药方”，无论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是保障股市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做法，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法制的健全，你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制建设与理想状态还有多远的距离？

　　郎咸平：我们以前对法制化的理解不够到位，经过这几年，我们大家才理解到原来法治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只有法制化，市场化、民营经济才有价值，没有游戏规则，只会造成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法制化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就法治这个课题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的这个“绵薄之力”目前在司法界已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我们不仅要推动法制化，而且还要理解它的含义。举个例子，外资企业有没有游戏规则？如果没有，它一样的会大欺小，强欺弱。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靠什么？不是靠良心，而是靠法律，是法律让他不敢没有信托责任。

　　法治的意义是重大的，用强的威慑力让这个社会的所有人就范。外资、内资企业必须服从于一个游戏规则，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也必须遵从一个法制，必须在法制化的要求下，充分做好信托责任。因此，法制化是社会责任的基础。

　　时代信报：在法制建设中，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角色？

　　郎咸平：推动法制政府必须要由大政府、强势政府推动。以英、美、德、法、日的案例来看，美国罗斯福总统，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明治天皇，哪个不是一个强势政府的推动？

　　我们对强势政府有误解，有太多的恐惧。强势政府是有缺点，但是也有优点。一个国家的法制化必须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来推动。大家不要误解我，说我郎咸平是不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我主张的是一个可以推动法制化的政府。

　　时代信报：当完善法制体系时，法制限制到了政府的权力，而政府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法制建设的主导者)，此时你认为该怎么办？

　　郎咸平：我们所期望的政府是个开明的政府。政府必须这么做，为了长治久安，为了下一代久久远远的未来，必须这么做。我所期待的精英政府，是一个能建立法制化的政府，这是我的期待。至于限制到权力，这不应该是一个精英政府应该考虑的，精英政府应该考虑的是人民的长久利益。

　　“你就是一个

　　投机取巧的人”

　　时代信报：关于“外资零售企业倾销”论，你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说是基于对哪个个体案例研究的结果？

　　郎咸平：我最近讲的案例是对家乐福、沃尔马、欧尚等零售企业的研究，他们都是在用国外市场的收入补贴中国市场，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肯定是这些零售企业公司补贴的，凭什么让外国人的公司用国外市场的钱，补贴他的公司来赚中国人的钱？对我们造成的不公平竞争谁来负责？美国政府都要求公平竞争，凭什么中国政府就不要求公平竞争？

　　时代信报：有人认为你的这个观点有点夸大其词，你怎么认为？

　　郎咸平：对一个政府而言，有可能，就要防范。就是说如果国外零售业有倾销的嫌疑，就可以调查。不要等到事情发生就晚了。

　　如果你说我夸大其词，那么我问你，这事情在美国调不调查？当然要调查。美国的倾销调查哪次不是怀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调查呢？不可以在外国人面前这么弱势，这是不可以的。

　　对一个政府而言，最好防患未然，未雨绸缪，什么事情想得坏点是好的。及早提出防范方案，会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多。一定要等它席卷中国的时候，再来补救吗？

　　时代信报：我们发现近年来，你一直奔走于各地讲学，每到一地，应者云集。你认为他们是冲你的名头来的，还是冲着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的？给这么多的人讲课时，你有没有曲高和寡的感觉？

　　郎咸平：我想很多是冲着名头来的，他们比较好奇。然而他们完全听不懂也是不可能的，我的课可以给人一种思维冲击。今天就有几个来宾给我讲，听了课有种震撼的感觉。

　　“毛躁，喜欢投机取巧，是我们企业家的通病。”哪个人可以在如此公开的场合批评所有人？只有我可以这么做。我当头棒喝告诉他们：“你就是一个浮躁的人。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能不能听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浮躁的人。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时代信报：我们注意到近两年你大多在针对一些企业进行个案研究，于是有人质疑你并没有“学术高度”，对此你怎么看？

　　郎咸平：我想请问这个批评我的人，

　　你可以不同意它的教学方法，但这是哈佛大学教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