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第二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效果将明显提高

　  中期政策 改疏堵冲内

    --评第二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夏斌

　　一、第二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将会明显提高

　　今年第一数据公布后，四月份我提出，央行应尽快动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1%，冻结存款1500亿元-3000亿元。之后，央行只是采取了0.27个百分点的信号性意义的加息，过不久，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当时笔者认为，因银行体系可用资金数量仍相当充裕，此政策只是使过剩的货币供应转向中性的货币供应，不会对商业银行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次提准备率政策的效果肯定会明显很多，因为是在不久前的第一次基础上又收缩了1500亿元的流动性，迭加效应，资金肯定会偏紧，市场利率将提高。部分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将会有所紧张。迫使一些银行不得不调整存量资产，其结果对货币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如果跟加息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干脆，见效快，适应调控的迫切需要，一下就到位了。有些投行一直呼吁加息，还是有自身利益的考虑。至于下一步的政策预期，我认为严厉的措施后应看一看市场走势，看一看商业银行资产的进一步调整力度和股市上IPO的频率与规模。如需要，彼时不排除有加息的可能。

　　但从今年两次准备金率调整的过程看，我认为现在货币政策决策体系已经到了该进一步完善的时候了。在中国目前开放的大国经济中，金融市场变化瞬快，情况极其复杂，科学的决策决不能指望个别人，应当有一套科学的制度来保证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实际上，这两次政策的出台有点晚。如果3月份的数据出来后，马上采取措施，6月份的数据就不会出现近日公布的局面。

　　二、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是根本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甚至加上其他紧缩性政策手段，收回国内目前过多的货币供应，对宏观经济局势的好转肯定有作用。但是，我国目前较长时间内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国际收支失衡。而解决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首先要放到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来研究。就中国的汇率改革本身而言，毫无疑问，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但是就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来看中国外汇占款急增问题，不能仅盯住汇率。人民币升值对解决中美两国贸易差额问题作用有限。中国的汇率不能彻底解决美国大国巨额“双赤字”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全球经济的失衡问题。因此，我们反倒应积极呼吁，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要负大国责任。

　　速战速决，迅速解决美国巨额“双赤字”和中国内需问题，一是不可能，二是对全球经济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动荡。既然如此，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不是中国一国政策所能左右。因此，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对策也就不只是汇率政策问题，对中国而言，应该采取综合的对策。这个对策应该是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相结合，效益比较快的政策和比较慢的政策相结合。

　　此综合对策，可我概括为五个字，即“改、疏、堵、冲、内”。

　　“改”，就是要进一步改革汇率的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本身。我们不能因有国外压力而动汇率，也不能因没有压力而不动汇率。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可以把人民币浮动汇率的幅度区间稍微放大一些。人民币有管理浮动背景下的升值水平可以适当加快一些。只要坚守资本项下有限制放开的大原则，可以尽快把中国自身的外汇市场“做大做深”。

　　“疏”，就是疏导多余的外汇资金加以积极运用。进一步“藏汇于民”和“藏汇于企业”。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比日本多，但是日本民间企业和居民持有的外汇加起来，远远超过我们民间外汇的总和。因此，我们仍有余地可挖，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可以改革结汇制度，让老百姓持有更多外汇出去旅游消费等; 让企业持有更多外汇用于进口，出去收购。按照目前情况测算，国家存有7000亿外汇储备就够了。对超额部分要“疏”，要积极运用。

　　第一，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需求，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1)运用一定的外汇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支持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的开发等。(2)支持对海外能源性企业、关键性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并购活动，并研制国家金融战略，不排除有计划、有远见地对国际跨国银行的并购予以支持。

　　第二，尽管当前世界各国储备中黄金绝对数量呈不稳定状况甚至个别年份出现下降势头，但是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黄金在储备中的份额与贸易大国地位相比，严重偏低。因此我国仍可视世界黄金价格走势，在偏低价位时择机增持。

　　“堵”，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外汇管理。随着汇率改革的深入，外汇管理的难度确实在加大，但是并不意味着放弃外汇管理，该管的还要严格的管，而且并不是没有余地可挖。第一，要监决查处各种形式的违法违规外汇资金的流入。第二，中国开放政策的策略要尽快进行适度调整。改革开放是

中国经济28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伟大动力，改革开放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进一步以开放政策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有些策略要调整。1979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才8.4亿美元，1979年到1989年11年间年均国家外汇储备才39亿美元，现在一不小心到了1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引起诸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开放政策所说的引资金、引管理、引技术应该作适当调整。从宏观上说，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境内不缺资金，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引技术，引管理，而不能把开放政策仅仅停留在引资金上。新的提法应该是：一切有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我们仍要大胆地引，一切无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应尽可能“拒之门外”。就是说，我们很多政策要梳理，在策略上要有些调整。具体而言如下：

　　外贸政策。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加快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重要资源的进口。而不是一味追求贸易规模与顺差的增长。

　　招商引资政策。必须采取措施，尽快控制各级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超优惠待遇，不讲政策条件的招商引资活动。鼓励各级政府在引资中必须重视能源、环保、土地、产业政策及劳工标准等问题。

　　海外上市政策。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继续放慢除香港市场之外的海外上市节奏，鼓励好企业、大企业在国内上市。与此同时，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研究制定相关战略，潜心安排沪、深、港三市格局，配合处理好中国汇率制度转换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问题。

　　外企融资政策。抓紧研究措施，鼓励外企A股上市。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对外企的本外币贷款。鼓励外企在国内发行本币、外币债券，筹集资金除在国内采购外，支持其在海外引进设备、技术和生产线。

　　

房地产政策。采取措施，迅速改变海外资金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毫无限制的中国现象，抑制海外资金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

　　外汇管理政策。应吸取日本国家外汇储备少于我们，但民间外汇远远多于我们的做法。鼓励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加大放开意愿结汇制步伐。改“奖入限出”为“出入平衡”。适当控制QFII发展速度，加快QDII发展速度，以及采取鼓励其它民间外汇投资境外的措施。

　　并购政策。支持国内企业对海外能源性企业、关键性原材料企业的并购活动。同时，修改相关制度，有条件地开放国内企业的并购融资政策。鼓励国内好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并购活动，解决国内资金多而企业资金叫缺的矛盾现象，大力发展民族经济。

　　国家储备管理政策。在正确测算国家应保留的适度外汇储备量基础上, 对适度外汇储备中的20%，按国际经验，探索海内外的股权投资等积极管理的方式。

　　税收政策。应全面梳理过去制定的相关政策，例如尽快取消中外企业税收待遇不一致政策，适度调整

出口退税政策等等。

　　总之，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中的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八十年代初以来我国外汇匮乏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要有新的全方位的思考。

　　“冲”，是指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对冲操作。这方面工作仍然有余地，还要加强，工作要做细，更加有艺术。与此同时，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有很多市场基本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没有健全，这些措施跟上，同样有助于“冲”字工作的落实。

　　“内”，就是加快内需主导战略的落实。如怎么样加快发展消费，加快新农村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都有利于刺激内需。国家外汇储备能注资工行、建行、中行解决资本金，为什么不能来解决中国28年改革以来长期存在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可用超适度的外汇储备，弥补解决社保资金巨大缺口等重大制度性问题，扩大医疗、教育等财政公共支出 ，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要研究新形势下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在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同时，尽快构筑社会安全网，消除居民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后顾之忧。同时，考虑到社保资金缺口的大量支付在未来，因此可以与社保组织签订互换协议，即平时外汇资金的使用及投资收益为社保拥有，当国内外汇资金紧缺时，央行有权以一定形式换回社保基金持有的外汇资金，以作为国家外汇储备的二级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