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良：我们应如何解除农村金融压抑

　　-　刘锡良

　　近期，笔者所在的研究中心对于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目前这一调查还在继续。结合前期的一些调研情况，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并谈谈个人的一点感想。

　　首先，中国农村是否存在金融压抑？这本身并非一个新课题，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它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调查结果依然显示，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较严重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与否，我认为有三个衡量指标：农村资金是否得到有效利用、农村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投资以及农村资金的流进流出情况。从这三个指标出发，我们看到中国农村资金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西部地区农村存差不断扩大，从全国整体看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农户、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及其被满足程度来看，调查显示，一是农村确实存在生活性需求大于生产性需求的状况；二是尽管这几年人民银行在推动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信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率只有40%多一点，也就是说50%以上的农民的金融需求无法满足；三是小额贷款虽然满足了一部分农民婚丧嫁娶的生活性需求和生产性需求，但农村县、乡、村小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不到10%的水平，这意味着90%以上的农村生产性需求没有正规金融支持。比如在四川广安地区，我们调查了9000 多户样本小企业，其中开立贷款证的不到800户，实际发生贷款的大概只有200户，为什么？这需要分析一下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特点，一般5万～10余万元的贷款信用社能够提供，而大量农村企业需要30万～200万左右的贷款，这一额度没有金融机构能支持。农村信用社缺乏资本实力，国有商业银行则基本不贷，它们一般只针对农业产业化企业和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少量规模以上企业发放1000万元以上额度的贷款。城市里的小企业是和大工业相配套的，可以通过大企业的带动解决一部分融资问题，高新技术企业则可以引入创业资本，而农村小企业一般从事相对原始的简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小建筑业，因此基本没有正规金融融资的渠道。

　　其次，用商业性金融解决农村问题对不对？它是否适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实际？这是必须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商业性金融有三个根本特点：以商业贸易为基础、与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相关、与生命周期成熟阶段企业密切相关。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再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没有产生出

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商业银行为什么叫“商业”银行？因为它一定是建立在商业票据贴现的基础之上的，而什么企业才能开出商业票据呢？这个企业一定是成熟企业，有成熟的产品、成熟的市场、成熟的管理以及成熟的财务制度。如果按这个标准衡量农村企业，就会发现广大小生产规模的农村企业不但生命周期非常短暂，而且一无成熟的市场、产品，二无成熟的管理和财务制度。因此，可以这样说，从本质上讲相当一部分农村企业是与商业性金融没有关系的。由此，出现一个很不对称的现象：农民和企业一方需要贷款却求贷无门，商业银行一方则说“不是我不贷，而是你不行”。这是我们在农村金融结构上出现的一个很大的矛盾。此外，还有一个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情况也分很多层次，发达地区农村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有商业性金融在参与，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很多是地广人稀，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信用社人又很少但负责的地域范围很大，客观上造成信用社连建立基本的财务制度都难于做到，如果按商业化要求操作，连农村信用社自己都要关门了。这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三，如何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我认为，要在充分考虑中国农村和农村企业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与地区差异，分别加以引导。既然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那么在这些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过分强调商业化方向是不客观的，要考虑坚持把互助性金融发展下去，以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为主，政策性金融积极参与，商业性金融只作为辅助性手段。在发达地区农村，应更多地以中小型商业性金融为主体，适当辅之以政策性金融。同时，要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增强农村经济活力，然后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怎样放松农村金融管制？中国为什么一直没能建立一个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我认为，这和过去长期的政府主导是密切相关的，而今后农村金融的发展并非一定要由政府主导。广大农村地区各个层次上的金融需求的满足，客观上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市场空间，政府的管制尽管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其根本之策，还是我们一方面要真正结合农村市场的特点，打通融资的渠道，对于民间的各种融资行为给予科学正确的引导；另一方面，探索建立真正的由农民自己按照互助制度组织起来的、风险分担机制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当然，市场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农村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必须经历而不能跨越历史阶段。-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