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有公用制：不求归谁所有 但求为谁所用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北京东方视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过近30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发表过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18部。曾在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任职。自1994年以来，主持过100多家大中型企业发展战略和改制方案，主持过20多个地级市和30多个县市的发展战略方案。

　　7月17日-7月23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钟朋荣。----编者按

论私有公用制－－不求归谁所有，但求为谁所用     7月17日  星期一

　　文/钟朋荣

　　1、个人财产超过一定限度与公有财产并无实质性区别

　　“私有”、“公有”在中国争论了几十年。仔细分析，“公有”中有私用，“私有”中也有公用。当私有财产积累到一定程度，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就会缩小，而用于公用部分的比重就会扩大。其实，个人资产超过一定限度后，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与公有财产并无实质性区别。

　　在经济学概念中，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分，并且，“公有制好、私有制坏”的判断，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其实，如果不仅仅从财产的所有权上来划分财产，而是从财产的实际运用上划分财产，则无论公有制财产还是私有制资产，都可以分为公用和私用两种。公有财产中既有公用部分，也有私用部分；私有财产中既有私用部分，也有公用部分。整个社会的财产不应只分为两部分，而应分为四个部分。

　　所谓的私有公用，是指以下几类现象：

　　第一，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因财产规模巨大，自己虽然也消费这些财产，但无论怎么消费，仍然只消费其中很小一部分，更大的部分名义上归他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

　　第二，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虽然有或多或少的财产，但自己既没有消费这些财产，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所形成的利润以及其他任何收益。他所消费的是自己的劳务收入，包括管理企业的工资收入。例如：台湾王永庆80岁高龄时，仍然管理着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且管理得很好。他如果为别人管理这么大的企业，又管得那么好，别人会给他年薪几百万或几千万。他现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企业，照样可以按照高级企业家的市场价格，为自己开工资。这样，他可以终身不必消费财产及财产收入，仅他的工资都消费不完。因此，他的利润全部用于了积累和投资，使财产越滚越大。这些越滚越大的财产，名义上归他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

　　第三，普通老百姓虽然钱财不多，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积累或剩余。他们或者把这些钱存在银行，或者购买国债，或者购买股票。存单、债券和股票的持有期限，或者一两年，或者是三五年。在这一两年或三五年内，这些财产虽然归他所有，但他并没有使用或消费，而是为社会所用。这种私有公用现象，对于单个家庭来讲，可能是暂时的。比如，张家的私有积蓄公用期为三年，李家的私有积蓄公用期为5年。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就形成一个巨大的，而且越来越大的，永远不被所有者使用的私有公用财产。这个私有公用财产的典型形态就是银行储蓄存款余额。1978年至1998年3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10亿元增加到48686.48亿元。这笔财富从所有权上看当然是私人的，而且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的，但只要不发生金融危机，只要老百姓不挤兑存款，这个私有财产的余额，就永远归社会公用，就像王永庆的财产自己永远也不会消费一样。

　　第四，私有财产捐献给社会。例如，美国的股票大王巴费特向他的子女宣布，他们别想得到他的一个子儿，他要把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当然，这种私有公用，是通过捐献改变了财产的所有权，即将私有财产捐献为公有财产，最终变为公用财产。

　　以上几种现象，都是将私有财产交给公用。什么叫“交给公用”呢？是指这些财产事实上归属于社会。从社会公益来看，从它对社会的功能和效果来看，从它对老百姓所带来的福利来看，这些财产与公有制财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这些财产照样为社会增加就业，照样为社会生产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照样为国家增加税收，照样增进城乡的经济繁荣，甚至就连这些财产的经营者和支配者，也不是财产的所有者，而是遍布于社会的大大小小的职业经营者。

　　2、公有制财产与私有制财产的区别

　　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种财产制度，而是私有财产在运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机制。

　　私有财产中有多少会变成私有公用财产，一是取决于社会富有程度和人们所拥的私有财产数量；二是取决于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安全感。

　　人们在基本消费问题解决后，都是为八个字而奋斗，即“实现自我，奉献社会”。只不过，不同的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不一新，奉献社会的内容不一样。

　　然而，如前所述，所谓私有公用财产，是指这些财产的利润并没有被财产的所有消费，而是被积累起来，继续用于投资或生产，继续用于财产的扩张，其结果是使私有公用财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果私有财产所产生的利润被所有者消费掉了，则这部分私有财产就不称其为私有公用财产，而属于私有私用财产。

　　到此，人们马上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财产所形成的利润最终都“交公”，私人辛辛苦苦办企业所赚的钱，通过劳动→收入→盈余→投资→资本→利润→利润再投资→更大的资本→更大的利润……这一运行轨迹，最后都变成了私有公用财产，这岂不是说人们都是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者吗？

　　其实，人们创办企业之初，大部分都是为了很自私的目的，即养家糊口，追求享受。开始办企业时，是为了能挣点钱，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就随之上升。比如，买汽车，买房子，甚至要买别墅，等等。

　　正是以上动机，促使人们去创办企业。而创办企业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也就是对经营企业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了乐趣。说得更俗一些，即办企业上了瘾。这正像一些钓鱼的人，起初是为了吃鱼而钓鱼，结果上瘾了，不吃鱼也要钓鱼，甚至，钓鱼的过程比吃鱼更有乐趣。

　　在人们的温饱和小康问题都已解决之后，人们之所以还要继续办企业，之所以还要不断地把利润用于积累而不是用于消费，除了办企业上瘾外，还有以下几个激励因素：

　　第一，为了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人们从事任何活动，包括作家创作、演员演出、经济学家搞研究，以及企业家办企业，在初级阶段都是为了填饱肚皮。肚皮都没有填饱，其他就无从谈起。肚皮一旦填饱，人们，特别是那些有强烈事业心、有远大抱负的人们，就力求成就某种事业。成就事业的途径很多，当作家写一部成名小说是成就事业；当经济学家写一部经济学著作是成就事业；当企业家建一座高楼大厦，也是成就事业。而要通过办企业来成就事业，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办大。而要把企业办大，首先，利润不能都吃掉或挥霍掉，而是要尽可能多地用于积累，用于扩大企业规模；其次，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不能都用于吃喝玩乐，而是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经营和管理。

　　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种财产制度，而是私有财产在运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机制。

　　私有财产中有多少会变成私有公用财产，一是取决于社会富有程度和人们所拥的私有财产数量；二是取决于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安全感。

　　人们在基本消费问题解决后，都是为八个字而奋斗，即“实现自我，奉献社会”。只不过，不同的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不一新，奉献社会的内容不一样。

　　第二，激烈的市场竞争。马克思曾把资本家进行积累的动机概括为两条：即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在竞争中，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种外在压力也迫使企业的老板不得不把更多的利润转化为投资，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

　　第三，社会荣誉感和人们好胜心里，也促使许多老板把尽可能多的资金和精力用于企业的发展。我经常去温州等地调查，与那里的老板接触比较多。每个县都有几个规模比较大的私人企业，这几个企业的老板在政府部门比较有影响力，在社会上也比较受尊重。因此，其他一大批中小老板都力求进入这几企业老板的行列。而这几个大老板依据其财力的大小，也有一个排序。如张三是老大，李四是老二，王五是老三，等等。他们几位明争暗赛，谁都希望在本县当老大，而当老大的办法就是把企业规模做大。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一旦进入财富积累的轨道，似乎就身不由已，你就必须把企业办大。为此，企业每年所创造的利润，就得多积累少消费。而且，你整天忙于办企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消费和享乐。这时，真正的个人享乐甚至不是来自于消费，而是来自于事业的成功。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机制，即拼命创造财富和拼命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耗财富的机会，而这种办大是没有止境的。结果，巨额财富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这就是私有公用制。所以，私有公用制不是一种制度，而且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促使人们拼命创造和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费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最终成为永远为社会所用的财富。

　　3、关于四种财产形态的价值判断

　　对国家来说，对人民来说，并非公有财产越多越好，而应是私有公用财产越多越好。这种财产越多，整个社会财产被消费、被浪费的就越少，财产的利用率就越多。

　　但也不是所有的财产都应当采取私有公用的形式。比如，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如果不收费，而是采取公有公用的形式效率会更高。

　　最不好的就是公有私用财产。因此，我一直主张降低税赋，主张国有企业改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公有私用财产。

　　请注意，本文不分析财产来源，即不管这些财产是通过正常的劳动和经营而获得的，还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的。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私有财产的来源，我在《勤劳人经济学》一文中已有两个基本判断。

　　如上所述，整个社会财产客观上存在四大块，即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我们自然会想到，哪些财产采取公有公用形态更好，哪些财产采取私有公用形态更好。

　　一般说来，私有公用财产是一种最好的财产形态。某些财产归张老板私有，但张老板又没有消费掉，而是把它变成了工厂，变成了商店，变成了学校。所有权对于张老板来说，只是一种责任。他必须把这些财产看管好，比公有制财产看管得更好，不要浪费，不要被人侵占，使同量财产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能提供更多的税收。为此，张老板每天不得不工作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连睡觉也不会安稳。私有公用财产，意味着张老板既不消费这部分财产，也不会消费这部分财产所带来的利润。利润的积累和投资又变成了更多的私有公用财产。因此，更多的社会财产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态，则象张老板这样看管财产的人就更多，财产的浪费和被侵占的就越少，财产的效率就越高。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财产都可以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态。比如，北京的长安街、平安大道等，如果都采取私有公用的形态，即归私人所有，所有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都得交费。那显然是非常麻烦。象这样的财产就应当采取公有公用的形态。像北京到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应该采取公有公用的形式，这样效率更高。遗憾的是，这条公路到现在仍然是收费公路，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在收费站排队而误了飞机。

　　整个社会最不好的财产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公有私用财产。即这些财产名义上是公有，但实际上为私人所用。所谓私人所用，包括一个私人享用，也包括几个或几十个人的小团体共同享用。比如，某国有企业请客吃饭，叫了一桌子酒菜花费3000元。这桌酒菜就是公有财产。两小时后，这桌酒菜已被10人吃掉。我们虽然可以照样把这桌酒菜称为公有财产，但已经是存放在10个人肚子里的公有财产。

　　为什么说公有私用财产是最不好的财产形态呢？首先它是不劳而获，是用而无理；其次，这种财产是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其三，这部分财产对整个社会的创造和积累是做减法。这部分财产越多，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和积累就越慢；其四，它会直接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这一块财产越多，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越弱。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有财产演变为公有私用的内在机制。因为公有财产只有用掉，消费掉才是自己的，不消费掉就不是自己的。这一点，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恰恰是相反。

　　公有公用财产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整个社会公有财产的总量，例如：随着这几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办公大楼盖得非常多，盖得非常高档。

　　二是公有财产在使用过程中的监管机制。监管越严，公有财产变成私用或小团体使用的就越少，否则就越多。近年来，国家审计署有李金华这样的署长，以及他所领导的团队把关，我相信公有财产变成公有私用的难度会加大。但应该看到，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公有财产，就是多几个李署长也远远不够。

　　正因为如此，我一直主张，在中国实施低税赋政策，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工厂人民建，人民电站人民修；同时，我也一直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这样既能调动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又能把公有私用财产降到最低限度，使更多的社会财产成为私有公用财产。

　　4、私有公用制形成的前提就是私有财产要受到法律和舆论的保护

　　私有公用制的形成，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即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受到社会舆论的保护。人们感到私有财产的积累最终仍然归自己所有，他才会拼命地积累资产。对于那些拼命积累财产的人们，如果我们总是骂他、批他，让他们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总感到这些财产迟早还不知道是谁的。其结果就是鼓励他们把财产消费掉，甚至挥霍掉，甚至转移到国外，使许多本来可以作为私有公用的财产，变成了私有私用的财产。

　　指出私有公用现象，提出私有公用制这一概念，只是想说明一点，不要怕私有财产多了。就个人来讲，他们的私有财产越多，他财产中私有公用的比重也就越大；就社会来讲，大的有产者越多，这个社会的私有公用财产的总额也就越大，最终获取好处的，是这个国家的广大老百姓，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

　　因而，对私有财产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我们的法律和政策要给予人们积累财产以足够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越强，人们积累财产的动力就越大。我们的社会舆论，包括经济理论和文学作品，应鼓励人们去创造和积累财富，鼓励人们成为有产者，而不是去打击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要多创作一些像《受拼才会赢》这样的歌曲，多塑造一批像阿信这样的人物形象，激励广大国民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热情。那些创造了很多财富而自己又消费得很少，甚至比一般人更加节检的人，应该给予歌颂，将他们树立为社会的楷模。他们也是社会的奉献者，虽然他们不是无私奉献，但他们客观上是向社会奉献了巨额的私有公用财产。

　　总之，通过法律、政策、社会舆论以及全体国民心态的调整，在我国社会形成一个鼓励勤劳和拼命创造财富的机制，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懒惰和等靠要的机制；形成一个鼓励节俭和拼命积累财富的机会，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吃光花光甚至上吃祖先下吃子孙的机制；形成一个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勤劳和积累成为有产者的机制，而不是形成一个鼓励人们懒惰和奢侈而一无所有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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