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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距离农村大地最近的学者之一。早在1988年，他就开始乡野调查，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灵倾听农民。
一部《黄河边的中国》，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他的名字———曹锦清。
近20年来，面对农村、面对土地，有两种情感交织着冲击他的内心：一种是激昂、
热情；一种是内敛、谦恭。
激昂与热情，是因为他出生在这里，他了解农村如同了解母亲，回归乃至回报土地，就成了与生俱来的天性；而内敛与谦恭，则是因为，“当你越来越了解这片土地时，你就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无法自以为是。在土地面前，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渺小。”
出于对土地的尊重，“一切从无知开始”。
“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我就要到浙江、安徽出差了。”采访还没开始，曹锦清就这样说。
“去考察么？”记者问。
“有一个学术会议，趁着这个机会，到周边的农村去看一看。中央最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么建设，如何建设，对我来说，就还需要深入现场，掌握更新、更全面的情况。”
行走、考察、思考，行走、考察、思考……这是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20多年来不曾停止的生命循环。自1988年回到故乡浙北农村进行第一次乡野考察开始，他就没有停下过脚步。至今，他的足迹遍布除东三省和内蒙古之外的大陆所有地区。
既然是学者，为何“不安于”书斋，年近60还要四处奔波？曹锦清的解释是：“我们必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书本的书，一本是社会生活这本书。考察中国事物，一方面要依赖理论，同时要强调中国现实经验的重要性。所以，调查研究就显得异常重要。”
事实只对关切的心灵呈现。而曹锦清偏偏不想成为“远离社会生活的专家”。于是，他行走，他考察。古铜色粗糙而健康的皮肤，中气十足的大嗓门，就是一次次考察留给他的珍贵礼物。
每一次出发前，曹锦清都会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研究自己的社会，会面临一个“敌人”———熟悉。熟悉阻碍人了解真相，成了理解的大敌。因此，只有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才能引发理解的好奇与兴趣。
于是，每一次考察，曹锦清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一切从无知开始”。他从不端出学者的架子，居高临下地面对农民滔滔不绝，而是脱胎换骨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无知的小学生。他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让自己处于“无知”和“好奇”的状态，老老实实地在田边地头“听课”，在农家小院“做作业”。
因为对面前这片土地的尊重，一个知识分子甘愿无知，也敢于无知。
“这是一部农村、农民的‘集体创作’。”
在曹锦清的多次乡野调查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96年深入河南农村、前后共100多天的一次考察。
那年5月12日，清晨6点30分，138次快车载着曹锦清驶向河南开封。在“黄河边的中国”，他每日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和农民同吃同住，与当地的商贾、学者、官员等各方面的人交谈。为了触摸到尽可能真实的中国农村，曹锦清没有动用官方的许可和支持，而是完全依靠自己在河南的人际关系网，进入“调查现场”，掌握当地生活、生产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每天晚上，不管多么劳累，他都坚持把一天的见闻和思考记录下来。
多年后回忆，曹锦清仍旧滔滔不绝地谈起河南农村带给自己的新鲜感和冲击，却丝毫不记得农村岁月的艰苦。“搞社会研究的人理性强于感性。我的记忆像个筛子，把那些细节、故事都给筛掉了，脑细胞都用来理性思考了。”曹锦清笑说。
其实，考察时的艰苦，从当时日记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到点点滴滴———
食：早饭是农户家的红薯片汤和馍馍；午饭，街边小摊；晚饭，有时只是两个煎饼。
住：常常只是一张木床，两张台桌，一条长凳。天气炎热时，取板搭床，在庭院内睡觉；秋风渐起时，则和衣而睡；有时，旅舍一天只能供应半桶水。
行：从开封到漯河，路程不足200公里，一辆破车开开停停，竟花了八九个小时，一日颠簸，鞍马劳顿。
除此之外，还有偶尔、但却必然浮起的寂寞。他在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凌晨1时入睡，清晨5时醒来。10月初的北方早晚天气已带寒意。辞亲远游，孤馆独处，不胜寂寞。寂寞，非无亲友在侧。实一怀思索，无人共语。”
……
在河南前后四个月，曹锦清考察了十数个县，二十来个乡镇，在农户家借宿、蹲点，抓住每一个机会与农民、干部交谈，感知并且思考。
2000年，厚600多页、洋洋洒洒60万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出版了，这是曹锦清在广袤的土地面前交出的一张答卷。
在封面上，他特意标明了“当代社会报告”几个字。他说，我只是引领读者进入农村现场，没有拔高到历史和理论的高度，我不想替代读者思考。在自序中，他说，我接触到的农民所提供的材料，是调查的主要内容，所以说，这是一部农村、农民的“集体创作”，我只是执笔者而已。
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有无数双眼睛在默默关注
谁也未曾想到，《黄河边的中国》一炮而红。
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不仅7个月内加印7次，在上海“两会”上被代表、委员抢购，还获得了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6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依旧畅销不衰，印数超过4万册。
它被称作“一个学者面对中国农村而发出的真实回音”，“既没有高深莫测的学究气，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官僚气，更没有装模作样、弄虚作假的市侩气”。至今，人们在谈到“三农”问题的时候，《黄河边的中国》仍是被用来举例引用的首选书之一。
“像一颗石子扔到一个水塘里，激起了几朵浪花。这不只是石子的功劳，主要是水的功劳，是两者形成合力的结果。这本书能引起重视，一小半的原因在于书本身，一大半是时代关注的缘故，时代感觉到的某种问题，你恰恰将它表达了出来而已。”谈到这本让自己知名度大增的书，曹锦清的态度依旧谦和。
他向记者搬出了“读者先于作者存在”的接受美学理论：“之所以引起读者反响，并不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有多好，吸引了他们，引发了社会对农村的关注。而是因为社会本身就关注着农村。人们或者身在农村，被农村问题所困扰，为农村的未来焦心；或者不在农村，但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渴望知道农村的现状、农村的问题。而我的书恰逢其时，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愿望，社会的需求。”
一时间，出现了一大批评论《黄河边的中国》的文章，有赞同观点的，也有不同观点的。曹锦清说：“看了许多以后，我渐渐明白、理解。有一些文章其实不是冲着《黄河边的中国》来的，而是冲着“三农”问题来的。有太多的人关注农村，他们从这本书找到了出发点，借此阐述、抒发自己对于农村、对于农民的看法和情感。”
于是，《黄河边的中国》的火爆，经过曹锦清的“冷”思考，反倒折射出了社会大众心中隐藏不显的另一种“热”———对农村、对农民的深切关怀。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有的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心里能不想着农村、农民？”
曹锦清能深切感受到这种社会的普遍情怀。因此，在“三农”问题研究的道路上，20年走来，他并没有觉得孤独、寂寞。他知道有无数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而从他的这番感知中，人们也不难看出他的努力轨迹背后的个人情感支撑———他自己，不也同样拥有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怀么？
知识分子应当回归脚下的土地
追溯曹锦清情感支撑的来源，可以从他的个人简历开始：
1949年，曹锦清出生于浙江兰溪，1953年，居住于浙江龙游外婆家，在山村度过了童年。1958年，他随母亲移居上海，1968年至1972年，在崇明长江农场的四年，让他对农民有了更深厚的情感。此后，他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哲学系，1988年起，供职于华东理工大学。
他的研究领域曾经是哲学。学术道路上，他也曾意气风发，充满理想，甚至有些激进。反思这段岁月，曹锦清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学术界总体来讲比较浮躁。大家都在说应该怎样怎样，但对中国实际上是怎样，以及为何是这样，都没有搞清楚，茫然无知。”
随着时间推进，曹锦清渐渐开始领悟到，与其讨论虚幻的意义问题，不如从头做起，研究社会本身。
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准备做社会转型研究，“从农村来，在农村还有很多亲戚朋友”的曹锦清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农村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背上行囊，回到老家浙北农村，对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考察。4年后，回归土地、回归社会研究“原点”的曹锦清，以《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在学术界赢得好评和瞩目。
20世纪90年代前后，改革开放的步伐日渐加快，社会受到了市场经济强有力的影响，知识分子也在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当年志同道合搞研究的朋友，有的下了海，有的做了官。有人力劝曹锦清出国，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只要他点头。
曹锦清考虑了两三天，决定不去。因为他回答不了自己一个问题———去美国干什么？是求学，还是去赚钱？曹锦清自忖，自己既没有赚钱的动力，也没有这个能力。最后，他选择了“不是选择的选择”：观察和研究这个社会。“这是我唯一的一点本事。”
如今，坐在自己那间宽敞明亮但却谈不上豪华的书房里，曹锦清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职称既有，住房已分，工资亦能养家糊口，又不想参与追逐名利，那么学问中自有清净与乐趣。譬如打一口深井，自有清泉，有人要买，可得名利；不顾名利，也可赠人济世；若无人要，亦足可自娱。
于是，今天的曹锦清，没有依靠《黄河边的中国》“借势而上”，而是仍旧埋头研究，不断有论文发表。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总是身体前倾，双眼放光，侃侃而谈，建言献策的热诚心态溢于言表。但谈到他自己，却总是低调地三缄其口。
曹锦清说：“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奈，才是认识自己的开始。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向现代化全面的发展，其困难和问题，是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包括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所不能相提并论的。你关注它，研究它，是什么，为什么，提供一点回答，一生就很充实了。”
本报记者 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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