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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朋友送他外号“温三农”。
有人说他是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的专家，有人说他是农民的代言人，有人说他是用脚做学问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些赞誉，温铁军一向自谦：我只是一个农村问题的调查员，或者说实验员。
行走于乡间20多年，致力于农村建设30余载，他的足迹踏遍中国大大小小的村庄，他的目光总是深情地投向农村、农民。
时至今日，他仍在以实践求解“三农”难题。
教授的“贵宾房”，连门都关不紧
出国了。出差了。到某地开会去了。到某处宣讲去了。温铁军忙得有些不可思议，采访计划不得不一再搁浅。
原本以为出了名的学者难免有些架子，然而，当我以邮件方式与温铁军交流之后，看到每每于深夜回复的邮件，才理解了他的秘书的一句由衷感慨：“温教授太忙了，可怜可怜他吧！”
听说，他腰椎、脚踝都长了骨刺，坐也坐不久，站也站不久；
听说，他鬓角已经花白，最近右手老抖，左耳出现耳鸣，听力越来越差了。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但他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
听说，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活动，从不听劝，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助手、同事们偶尔帮他挡驾一些事情，他知道后免不了给予一顿“训诫”。
再忙，有一个地方，每隔一段时间，温铁军必去一趟———位于河北定州市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是学院的创办人，也是院长。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乡村建设“试验基地”。
于是，外围采访的第一站选在了这所学院。
日夜兼程。抵达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时，已是晚上8点，无灯的村路，黑黢黢一片，远处传来犬吠声声。
在寂静的校门口等了几分钟，学院的工作人员小谢打着手电筒出来迎接。步入校园，最先映入视野的是一尊晏阳初先生的半身雕像。80年前，也是在这里，海外留学归来的晏阳初进行了长达10年的乡村建设实验。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晏阳初反复强调，救中国于危亡的关键，不应当仅在缓急快慢上计较，而要先抓住国家的命根，治着它的症结，培养它的元气。无论是“四大教育”(识字、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还是乡村建设，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进行人的建设。
2003年7月，应农民邀请，温铁军在当年闻名世界的定县实验区开办了一所同样以“进行人的建设”为己任的学院，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
工作人员领我来到一排亮着灯光的平房前，指着第一间屋子说：“给你准备了一间‘贵宾房’，这可是温教授的专间哦！”
环顾四周———两张单人木床、两张木桌、一个放碗盆的架子、一个热水瓶，还有一扇变了形、很难关上的房门。这真是一间“陋室”！
“我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都看傻了，简直就是一片废墟！”来自香港的长期志愿者，也是院长助理的袁小仙，对3年前校园里破败的场景记忆犹新。
正是在这片废墟上，温铁军的理想得以渐渐走向现实。
早在数年前，温铁军就一直在酝酿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我想包下一座荒山或者一片荒地。在这里，鸡鸭牛羊都会被散养，要种上蔬菜、果树，充分利用沼气，形成生态循环。在思想上，我们兼收并蓄，吸收所有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这是可持续发展的试验。”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对于这样的评价，温铁军不作辩驳，只是笑笑。
知识分子下乡，要学着放低姿态
一笑而过之后，温铁军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且不说自己这20年培训的成千上万各级干部，仅从2002年10月青年志愿者们发起组建“中国乡村建设中心”以来，就先后为300多名有志于农村建设的人提供了培训。这些接受培训的“种子”，转而又为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的贫困山区培训了第二代的“扶贫种子”上万人。
“学院的建成，能提供一个更好、更完善的培训平台，去播撒为新农村建设踏实实践的‘种子’，而不是让人才越来越不可阻挡地从农村流失。”在这方面，温铁军和晏阳初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他要通过这种“人的建设”的方式，达到逐步、渐进地改良乡村的目的。
温铁军说：“我最怕激进。中国是一部13亿人的大车，前面又没有U型掉头，必须要看清道路，稳稳地开。”
如何看清道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温铁军一直以来的思想，提供了一个试验的平台。农村合作组织、有机农业、生态建筑，一一尝试。
学院的教学大纲规定了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乡村建设工作者，他们作为桥梁，将现代意识和科学精神引入农村”；培养对象是“农村知识分子(初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的青年)、农民精英、赤脚医生、农技人员、大学毕业生等”；教师将由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组成，“他们同时也是学习者”。
“您总是把‘人’放在乡村建设的第一位，这是为什么？”记者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温铁军。
“‘三农’问题，农民是第一位的。”温铁军不止一次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像当年的晏阳初下乡那样，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培训农民、启发民智，以达到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吗？”记者问道。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温铁军要求记者“务必完整表述”。他说：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只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主导是政府。知识分子首先是要提供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性认识，可以为政府决策服务。其次，是为基层农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新农村建设是上下结合，是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结合，参与其中的社会其他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有自知之明，要放低姿态，不要认为这件事我们能够起多大作用。
“农村建设的动力，首先是来自于农村基层群众的需求和创造力。晏阳初时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我希望媒体能完整表述我的意思，因为很多媒体朋友以为这些事情都是知识分子做的。其实不是。我始终只是一个配角。”
“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
这位低调、谦和的“配角”，最终还是走到了聚光灯下。
2003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的农民们排着队找温铁军“解决问题”，他们写信，递条子，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北京找他。虽然，有太多求助无法一一解决，但温铁军不遗余力地为农民奔波着。
多年来，他把自己的部分收入，如奖金、稿费、讲课费等，一并交给办公室，“专款专用”于乡村建设、扶贫、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等。5年来，20多万元就这么捐出去了。
在温铁军那儿，农民和基层干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他总是微微前倾着身子，全神贯注地倾听农民说话。这个姿势曾让许多无处诉苦的人潸然泪下。
尊重，理解，倾听，之所以能保持这样的姿态，是因为温铁军经历了让他深刻了解农村、了解现实的两个11年。
1968年到1979年，他曾先后在山西汾阳插队，到苏北当兵、当职工。17岁就下乡插队的北京少年，曾把农村想象得很美好，但真到了农村，强烈的反差，贫困和落后令他震撼。
1987年到1998年，温铁军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工作，曾在国务院批准建立的试验区———覆盖21个省区的164个县(市)8000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30个项目的试验，进行了大量的农村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和国外多个大学的课题调研和专题培训，学会了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
“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11年，前者教会我贴近农民，尊重农民；后者夯实了我后来的研究基础。如果要我总结，还是晏阳初当年那一句，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
行走乡间20余年，温铁军对农民的疾苦有太多的切身体会，这些经历让这位始终被责任感驱使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对新农村建设之路的摸索中。
欲“化”农民，自己必先“农民化”
能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的农民学员都觉得很幸运，因为他们能亲眼见到自己的“代言人”，还能听到一堂堂由温院长亲自讲授的课。每次讲课完毕，温铁军必向着农民，深鞠一躬。
温铁军常对志愿者们说：“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士都喜欢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挂在嘴边，其实都是要‘化’农民，但是，要想真正地‘化’农民，自己必须先得‘农民化’。这就是早年晏阳初提出的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这恰恰是一般官员和学者做不到的。
温铁军是早就被“农民化”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透着股文人气质，喜欢书籍和音乐；作为农民朋友的他，也经常挽着裤腿下地，随便有个地方，和衣就能睡上一觉。
“农民化”最生动地表现在温铁军和农民交流时。同样一件事情，到了他的嘴里，农民们总能听得明明白白。
比如说“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他跟农民说的是：“咱把话说得糙一点，但话糙理不糙：人拉的粪猪吃，猪拉的粪肥田，田里长的庄稼我们再吃。”；
比如，就学术分歧，一般他会说“切不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农民则说：“干吗非得跟个乌眼鸡似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再如，谈到去日韩等国考察的目的，他会讲“失之中土，取之东夷”，对农民则说：“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扔掉的东西往回拣一点。”
难怪每次温铁军讲课，农民们总会把手掌拍得通红。
“听温教授讲课，是一种享受。”志愿者们对温铁军这种语境切换的“特异功能”很是崇拜。而温铁军却自嘲道：“无他，唯手熟尔。换了任何一个人，干了20年，都会这样。”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采访的三天，我也见到了“农民化”的场景———修补危墙、挖沼气池、造生态建筑、种植有机肥农田……这个被外界称为“乌托邦”的乡村学院其实如此现实地生存着。
如温铁军所言：“乡村建设的实验，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政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环保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问题。这是一个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使农民安居乐业的综合性设想，是理想化的设想。”
这些践行理想的志愿者们，向记者展示着在城市难以一见的清澈见底的笑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营造起一个无化学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示范着有机农业带来的土地告别贫瘠、重新走向欣欣向荣。
一位志愿者这样表白：“这绝不仅仅是我们少数人的乡村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建设既不在历史，也不在现在；既不在乡村，也不在都市，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我们从身边最基本现实看开去的通透，更在于我们为改变‘大环境’而作出‘小努力’的平常心与实践勇气。只要我们的脚下还有一声来自土地的叹息，乡村建设就永远没有尽头！”
如今，这样的生存与执着，正在山东，在安徽，在河南，在宁夏，在海南，在福建，在漫漫求索之路上，奔跑着。
见习记者 吕林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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